也谈药品管制
药物审查到底应该有多严格，而审查的时间到底应该有多快，这两者的最佳均衡点在哪里，这是经济分析所无法回答的。经济分析能够指出的只是，让药商和病人根据具体的情境作出两相情愿的选择，比由政府部门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更能满足病人的切身需要。
也谈药品管制
薛兆丰
2001年7月9日
政府借助“发牌”等手段，监督药品生产的质量和价格，这种做法通行世界各国。可是，这种做法的效果，远远未如理想。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用经济原理加以分析。
很多人说，药品是一种性命攸关的商品，由于药品的成分极其复杂，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充分了解药品的成分和疗效，所以只有政府介入，充当中立的专业鉴别者，才能保证药品的质量，防止不诚实的药商向顾客隐瞒药品的资料。
说药厂会向顾客隐瞒药品的资料，那是对的；但说只有药厂才会向顾客隐瞒资料，那就错了。不仅仅是药品，实际上任何商品，顾客都不可能了解所有生产细节。社会分工决定了这一点。顾客和厂商之间，信息永远不对称。除了药品，还有宴席、白粥油条、电视、轿车、免熨衬衣、装饰材料、大学课程、心脏手术等等，消费者都无从一眼甄别所有质量指标和暗藏的危险。
厂商总是处于优势，有条件欺骗不知情的顾客。豪华轿车制造厂，可能采用了生锈的螺丝；五星级酒店，可能会提供过期食品；名牌电视机，可能采用了容易爆炸的显像管。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对这些企业提供的服务，还是非常放心，尽管我们对技术细节一窍不通。为什么？
因为市场已经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机制，抑制了厂商大量的欺骗行为。这机制就是“商誉”。商品质量信得过，并不是因为企业领取了政府颁发的什么牌照，而是因为企业在“商誉”上作了重大的投资。商品的名声、顾客的口碑、广告的投入，全都是厂商对消费者支付的“抵押”。一旦投机取巧，抵押就付诸东流，厂商就蒙受加倍的损失，竞争对手就乘虚而入。
消费者总是需要“质检”服务的，而厂商本身就提供了这种服务，厂商的信誉和品牌就是这种服务的保证。政府也可以提供这种服务，但政府缺乏企业本身所有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是政府“质检”的最大弱点。最好的办法，是保障药厂盈利的权利，让他们在品牌和商誉上投资，从而促使药商“自律”。
现在的药品价格很贵，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很重。政府于是出面，指令药商削价和减少药品产销的中间环节。但只要理解成本的原理，就知道这种做法不会收到实效。
绝大多数人以为，药品的生产成本高，中间环节臃肿，导致了药品的价格高。这是错的。正确的思路正好相反：是药品的价格高，才导致了药品的生产成本高，才导致了产销环节的臃肿。
是市场对药品的“供应”和“需求”，共同决定了药品的“价格”。这是整个过程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药品供不应求，所以药品才贵；药品贵，它的生产成本才高，而政府对药商实施了利润管制，所以药商才会增加那么多的产销环节，以使庞大的利润显得比较合理。情况并不是大多数人凭直觉以为的：先有那么臃肿的中间层，才使得药品那么贵。
政府用行政命令来勒令药品削价，是不会奏效的，因为行政命令并不能提高药品的供应。供应不增加，药品的“全部价格”就不会下降！行政命令充其量只能降低药品的“货币价格”，但药商就会马上采取对策，停止供应“降价药品”，并推出等效的“高价药品”，于是，病人搜寻药品的成本增加了，而负担并没有减少。
要降低药价，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增加药物的供应。要增加药品供应，最有效就是放宽直至解除制药行业的发牌管制，并允许和鼓励开办药品集市，增加制药企业之间的竞争。
病人在买药时，权衡的因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药效，还包括副作用、药价、获得药的迟早等。病人有时迫不及待，宁愿早一点得到虽然质量差一点的药，也不愿意晚一点得到虽然质量好一点的药。
有些人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所以要求药物能立竿见影，副作用严重也在所不惜；也有些人比较穷，所以宁愿以较低的价格，服用质量比较差的药，因为这总比眼睁睁等死强；有些人愿意孤注一掷，所以情愿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尝试一些尚在研制阶段的新药。
美国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要求所有上市的新药都得到它的核准。漫长而繁琐的审批程序，拖延了很多新药上市的时间。这个规定的实质，就是牺牲一部分病人的“时间”，来为另一部分病人争取“质量”。“时间”和“质量”，是个两难的取舍。近几年艾滋病蔓延，病人普遍变得更加迫不及待，更加饥不择食，所以有关药物的审查，便出现了放松和加快的迹象。
药物审查到底应该有多严格，而审查的时间到底应该有多快，这两者的最佳均衡点在哪里，这是经济分析所无法回答的。经济分析能够指出的只是，让药商和病人根据具体的情境作出两相情愿的选择，比由政府部门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更能满足病人的切身需要。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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