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阻止机票降价
用不着理会航空服务每个环节的成本，我们只需关心最后的结局。眼前的结局是：供应大于需求，定价高于“市场出清”的价格。这种情况下，航空公司越不肯降价，闲置的座位就越多；相反，越是灵活定价，资源就越能被充分利用，航空公司和乘客就越能实现“双赢”。是时候了，接受票价下调的大势吧。
何必阻止机票降价
薛兆丰
2000年11月30日
航空公司企图联手维持和提高机票价格的做法，既不利己，也不利人，况且难以成事。航空公司应该迷途知返，马上放开价格限制，实行灵活多样的定价策略。
“价格歧视”天经地义
机票价格多元化，难听一点，即实行机票的“价格歧视”策略，是天经地义的商业行为！请不要望文生义，以为凡“价格歧视”必是一种邪恶的行为。如果您的确这么认为，那就是误读经济学了。事实上，“价格歧视”现象，即产品和服务虽然相同，但不同顾客却要支付不同价格的现象，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是完全合理的。
例如：多买多送，“一块肥皂一元，三块肥皂两元”；有会员卡或积分券的顾客，在超级市场里能买到便宜货；通过旅行社预定的机票，与即买即走的个人机票相比，差价可以很悬殊；餐厅里同样的一桌饭菜，常客可以打个折。厂商这么做，是为了充分挖掘潜在的市场，促进销售，增加交易。这些商业行为，对买卖双方都有利，而不仅仅是对某一方有利。
美国现在的机票定价，就是五花八门的。可能由于航班座位是一种既昂贵，又极其容易“过时”的商品，所以机票就成了世界上价格最悬殊的商品之一。商务舱和经济舱标价悬殊不在话下，从香港到旧金山，楼下经济舱是4千港币，楼上商务舱则要2万。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来回机票，如果提前半年通过旅行社预定，200美元以下就有交易；但如果你要跑到登机口买票即走，就一概要500美元以上。急着走但没有空位吗？航空公司可以帮你广播，看哪个乘客愿意高价转让即走的机票。所以，即便是同一航班相邻的两个座位，价格也可以相隔几条街。
这没有什么不妥的。经济解释是：航空公司根据各种“线索”（是否特别追求奢华的享受、时间的价值是否特别高、有没有耐心寻找便宜的旅行社代理、有没有恒心办理里程奖励手续等），将乘客加以甄别（即“歧视”），从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价格，在各类乘客身上分别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这是“双赢”的商业行为，航空公司、阔绰的乘客和节俭的乘客，全都得益！
“价格联盟”漏洞百出
但美国十多年前也不是这样。那时候，政府一直实施航空管制。然而，事与愿违，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并未因此消失。为了争夺顾客，航空公司竞相向乘客“送礼”：加宽座位的间隔、提高餐饮的档次、免费接载乘客、提供酒店住房优惠、赠送名贵礼品等等。这些“礼品”往往是乘客本来不需要的。航空管制结束后，这些礼品大部分都随即消失。
现在，国内各大航空公司，以为可以靠结成“价格联盟”来避免所谓的“低价倾销的恶意竞争”，这未免太天真。古往今来，竞争从来都是“恶意”的，厂商从来都在致力于“低价倾销”。如果价格上的竞争受到限制，厂商就必定要在其他方面发动别开生面的竞争。
不是吗？要搞“价格联盟”，航空公司就必须互相提防，不仅要稳定价格，勒紧票源，对“团体票”和“旅行社票”作出严格划一的规定，还要有效制止各种“非价格竞争”，包括禁止加宽座位、禁止赠送礼品、禁止免费接载乘客、禁止介绍特惠酒店、禁止送票上门、禁止奖励里程、禁止巧立名目优待各种特殊身份人物（军人、教师、学生、老人），否则，形形色色的“非价格竞争”，就可以愈演愈烈，直到“实际价格”降低，“价格联盟”名存实亡为止。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美国的机票价格居高不下，但航空公司的盈利情况却并不理想。如今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航空公司追求的应该是“高利润”，而不是“高价格”。如果不能甄别不同顾客进行灵活定价，充分开拓市场并增加收入，那么一味追求“高价格”，就只会越来越亏。
燃油涨价，票价仍可下调
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并不意味着国内机票价格没有下调的空间。有些人错误地从成本的角度着眼，打响算盘，说国际燃油价格涨了多少，空域资源如何增加了飞行的成本，甚至中国的气象条件如何加重了飞机耗油的负担，等等。
不妨假定这些都是事实，也不妨假定类似的事实还有很多；但即使是事实，它们也不构成机票涨价的必然理由。这是因为，决定价格的永远是最终产品的供应和需求。跟顾客摆事实、讲道理，那完全是白搭。顾客可以理解你，可以同情你，但不可能接受你、购买你。顾客不要看你的账本，只有价格才能打动他们的心扉，只有价格才能左右他们的行动。
用不着理会航空服务每个环节的成本，我们只需关心最后的结局。眼前的结局是：供应大于需求，定价高于“市场出清”的价格。这种情况下，航空公司越不肯降价，闲置的座位就越多；相反，越是灵活定价，资源就越能被充分利用，航空公司和乘客就越能实现“双赢”。是时候了，接受票价下调的大势吧。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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