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组建跨国公司吗
香港前任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说道：“要政府发挥扶持产业的效力，政府官员就必须对过去、现在、未来掌握充分的资料，才能知道什么是值得鼓励的好行业，什么是要抑制的坏行业。但这是任何凡夫俗子都无法胜任的。况且，许多国家的经验更清楚地指出，给某些行业提供优厚的发展条件，也就无可避免地扭曲及抑制另外一些行业的发展。所谓理想的行业，不恰恰就是那些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无需依赖任何津贴和优惠也能站稳脚跟并蓬勃发展的行业吗？”
中国需要组建跨国公司吗？
薛兆丰
1998年8月22日《证券时报·财经周刊》
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大多数的主流派了，即便是少数开口“科斯”、闭口“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者，也都在异口同声地悲叹“中国战略产业地位的脆弱”，并呼吁“尽快推进中国战略产业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大规模重组，以建成与中国生产能力相匹配、堪与西方跨国公司一拼高下的大型企业”。看来很多学者对企业本质和贸易理论仍然一知半解，否则民族自豪的激情不会这么轻易地接管了他们的大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问道：“既然自由市场能够最有效地分配资源，那人们为什么要进入企业，接受经理的命令，而不是独自在市场中寻找买主呢？”他的答案是：“因为要确定自己劳动的市价，是要花费费用的。假如用企业内部的命令取代市场价格，就可以节省个人在市场里反复讨价还价的费用。”科斯继续问道：“既然企业可以降低费用，那为什么企业不会无限扩大呢？”他的答案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监督费用也相应上升，当企业的管理费用超过市场议价的费用时，企业就会停止扩张。”
可见，人们放弃市场、结成企业，是为了降低费用、增加收入。在私有制度下，无论企业扩张到多大，这个道理不变。“股份制”的发明，大大降低了公司内部的管理监督费用，有效地组织起资金、财物和劳力等生产要素，帮助了大企业发挥规模优势，提高了产出。这是西方跨国公司不仅规模大，而且效益佳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指出：国营大企业即使与西方跨国公司在规模上接近，也只是貌似神离！国营企业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其内部产权模糊，治理结构混乱，即使推行“股份制”，也是虚有其表。由于股份制的约束和激励机能无法发挥，管理监督费用于是不降反增，因而国营企业一向规模大而无当，业绩乏善足陈。
中国产业改革的关键，是尽快将产权明确到个人，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治理体制，而不是奢谈什么产业战略，大搞什么规模重组。要完成“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大规模重组”，其实易如反掌，但正如张维迎教授指出的：捆绑的舢板不是航空母舰。
此外，要政府扶持特殊产业的建议也经不起推敲。香港前任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说道：“要政府发挥扶持产业的效力，政府官员就必须对过去、现在、未来掌握充分的资料，才能知道什么是值得鼓励的好行业，什么是要抑制的坏行业。但这是任何凡夫俗子都无法胜任的。况且，许多国家的经验更清楚地指出，给某些行业提供优厚的发展条件，也就无可避免地扭曲及抑制另外一些行业的发展。所谓理想的行业，不恰恰就是那些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无需依赖任何津贴和优惠也能站稳脚跟并蓬勃发展的行业吗？”
中国需要的是“产权革命”，而不是“组建跨国公司”；需要的是自由竞争的环境，而不是政府的扶持和策划；需要的是配合文化低、人口多的现实条件，发展技术中游、劳动密集的产业，而不是不问代价、盲目地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好大喜功的漂亮口号，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更与企业产权和自由贸易的科学理论格格不入，经济学人应该率先跟冒进的建议唱唱反调。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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