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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争议

Posted on Wednesday, May 9, 2007 at 11:22 am

我深切地感受到,许多不恰当的观念和做法,并非来自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反对者,而是来自支持者。正如康德说的:“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还有能力设法自卫。”而分析那些用心良苦却事与愿违的经济观念和政策,就是我撰写专栏的动机。现在文集将要出版了,我祈望由此引发的争议可以扩散开去。

经济学的争议

薛兆丰
2002年2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屈指一算,我已经为报刊写过两百多篇经济散文了。这些文章往往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甚至经年累月,至今仍是网上论坛的热贴。争来吵去,似乎只有“争议”这一事实才是没有争议的。有见及此,张五常教授顺水推舟,为我将要出版的文集定名为《经济学的争议》。

追本溯源,这些争议最早是在我童年内心展开的。我在广州出生和长大,至亲的祖母则居住在香港,。我从小就体味到粤港两地的经济差距。这些差距是谜,埋在心底。

我幻想过做建筑工程师,为社会贡献有形的财富;但后来想,今天的社会财富,比一百年前丰富得多了,许多人还是抑郁寡欢,可见物质的进步是相对的,精神的快乐才重要。于是打算做个精神分析师,去说服不快的病人。

后来没有进医学院,而是读了数学和经济。在大学期间,我对各种各样的思想着了迷。和朋友分头读书,碰头讨论,得出一个看法:历史上很多灾难都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错误的思想观念造成的。若能通过努力,创造一点好的思想,或者退而求其次,为好的思想多作一点传播,那算是远大理想了吧。

不知道是兴趣选择了理想,还是理想确定了兴趣,反正我打算走下去。但究竟选谁的著作和思想来钻研呢?站在图书馆密密麻麻的书架之间,那种茫然和忐忑,每个学生都曾经体验过。

我因为修“经济学”,接触了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他的《经济学》读过几次;因为修“科学哲学”,接触了波普尔(Sir Karl Popper),读完他大部分著作,翻译过其中四万多字,并从他那里接触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和米塞斯(Ludwig Edler Von Mises);因为听香港电台的清谈节目,接触了张五常,又从他那里知道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科斯(Ronald H. Coase)和阿尔钦(Armen A. Alchian),还有幸受阿尔钦之托,翻译他尚在撰写的一部近百万字的学术巨著。

这一系列顺藤摸瓜的偶遇,今天竟然连成了一幅有机的图画, 15年前是始料不及的。可以肯定,要是没有他们的著作,要是我没有机会接触和选择他们,研读他们,并日以继夜地思考和自我交锋,我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观,也写不出这些同样令读者内心交战的文章。

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批评。全部批评,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针对我个人的,二是针对我文章的。我接受大部分针对我个人的批评,要么视之为赞许,要么视之为鞭策;但我认为大部分针对我文章的批评,都是无力或错误的。有些读者不假思索就写来批评。我通常请他们再三阅读原文,并多加思考。这样回复不是因为我傲慢,而是我不肯为了假扮谦虚,让他们轻视了重要的思想。

我赞成自由贸易,支持中国加入WTO。不是一般的支持,不是认为入世“有好有坏”的那种支持;而是认为中国的贸易谈判应该尽量让步、“愈让步就愈进步”的那种支持。我反对“贸易对等”和“贸易报复”的主张,认为即使别国给中国的商品设置了贸易障碍,中国也应该照样敞开大门,欢迎他们的商品进口。

我反对政府财政扩张的做法。政府不仅不应靠花钱来振兴经济,甚至不应把特定的经济增长视为己任,而是应该听之任之。经济有它自有的起伏和作息规律,试图去熨平它,会使它波动得更加剧烈,造成更大的浪费。

我反对五花八门的价格管制。制定火车票的价格上限,我反对;制定机票和彩电的价格下限,我也反对。电信部门用“IP电话”之名,变相为标准长途电话降价,我赞成;酒楼用各种“最低消费”来为菜肴加价,我也赞成。我认为,不仅应该允许价格上下浮动,还应该允许和鼓励商家以“价格歧视”的方式,对不同的顾客制定不同的价格,以促进双方自愿的交易。

我反对中国制定反垄断法。美国政府用反垄断法来对付微软公司的做法,完全不值得仿效。在中国建立反垄断法,不但无助于削弱行业的准入障碍,还会大大增强政府和司法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干预。在所谓“公平”和“公众利益”的幌子下,市场应有的效率和灵活性会遭到破坏。

我深切地感受到,许多不恰当的观念和做法,并非来自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反对者,而是来自支持者。正如康德说的:“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还有能力设法自卫。”而分析那些用心良苦却事与愿违的经济观念和政策,就是我撰写专栏的动机。现在文集将要出版了,我祈望由此引发的争议可以扩散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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