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争议
我深切地感受到，许多不恰当的观念和做法，并非来自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反对者，而是来自支持者。正如康德说的：“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还有能力设法自卫。”而分析那些用心良苦却事与愿违的经济观念和政策，就是我撰写专栏的动机。现在文集将要出版了，我祈望由此引发的争议可以扩散开去。
经济学的争议
薛兆丰
2002年2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屈指一算，我已经为报刊写过两百多篇经济散文了。这些文章往往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甚至经年累月，至今仍是网上论坛的热贴。争来吵去，似乎只有“争议”这一事实才是没有争议的。有见及此，张五常教授顺水推舟，为我将要出版的文集定名为《经济学的争议》。
追本溯源，这些争议最早是在我童年内心展开的。我在广州出生和长大，至亲的祖母则居住在香港，。我从小就体味到粤港两地的经济差距。这些差距是谜，埋在心底。
我幻想过做建筑工程师，为社会贡献有形的财富；但后来想，今天的社会财富，比一百年前丰富得多了，许多人还是抑郁寡欢，可见物质的进步是相对的，精神的快乐才重要。于是打算做个精神分析师，去说服不快的病人。
后来没有进医学院，而是读了数学和经济。在大学期间，我对各种各样的思想着了迷。和朋友分头读书，碰头讨论，得出一个看法：历史上很多灾难都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错误的思想观念造成的。若能通过努力，创造一点好的思想，或者退而求其次，为好的思想多作一点传播，那算是远大理想了吧。
不知道是兴趣选择了理想，还是理想确定了兴趣，反正我打算走下去。但究竟选谁的著作和思想来钻研呢？站在图书馆密密麻麻的书架之间，那种茫然和忐忑，每个学生都曾经体验过。
我因为修“经济学”，接触了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他的《经济学》读过几次；因为修“科学哲学”，接触了波普尔（Sir Karl Popper），读完他大部分著作，翻译过其中四万多字，并从他那里接触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和米塞斯（Ludwig Edler Von Mises）；因为听香港电台的清谈节目，接触了张五常，又从他那里知道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科斯（Ronald H. Coase）和阿尔钦（Armen A. Alchian），还有幸受阿尔钦之托，翻译他尚在撰写的一部近百万字的学术巨著。
这一系列顺藤摸瓜的偶遇，今天竟然连成了一幅有机的图画， 15年前是始料不及的。可以肯定，要是没有他们的著作，要是我没有机会接触和选择他们，研读他们，并日以继夜地思考和自我交锋，我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观，也写不出这些同样令读者内心交战的文章。
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批评。全部批评，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针对我个人的，二是针对我文章的。我接受大部分针对我个人的批评，要么视之为赞许，要么视之为鞭策；但我认为大部分针对我文章的批评，都是无力或错误的。有些读者不假思索就写来批评。我通常请他们再三阅读原文，并多加思考。这样回复不是因为我傲慢，而是我不肯为了假扮谦虚，让他们轻视了重要的思想。
我赞成自由贸易，支持中国加入WTO。不是一般的支持，不是认为入世“有好有坏”的那种支持；而是认为中国的贸易谈判应该尽量让步、“愈让步就愈进步”的那种支持。我反对“贸易对等”和“贸易报复”的主张，认为即使别国给中国的商品设置了贸易障碍，中国也应该照样敞开大门，欢迎他们的商品进口。
我反对政府财政扩张的做法。政府不仅不应靠花钱来振兴经济，甚至不应把特定的经济增长视为己任，而是应该听之任之。经济有它自有的起伏和作息规律，试图去熨平它，会使它波动得更加剧烈，造成更大的浪费。
我反对五花八门的价格管制。制定火车票的价格上限，我反对；制定机票和彩电的价格下限，我也反对。电信部门用“IP电话”之名，变相为标准长途电话降价，我赞成；酒楼用各种“最低消费”来为菜肴加价，我也赞成。我认为，不仅应该允许价格上下浮动，还应该允许和鼓励商家以“价格歧视”的方式，对不同的顾客制定不同的价格，以促进双方自愿的交易。
我反对中国制定反垄断法。美国政府用反垄断法来对付微软公司的做法，完全不值得仿效。在中国建立反垄断法，不但无助于削弱行业的准入障碍，还会大大增强政府和司法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干预。在所谓“公平”和“公众利益”的幌子下，市场应有的效率和灵活性会遭到破坏。
我深切地感受到，许多不恰当的观念和做法，并非来自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反对者，而是来自支持者。正如康德说的：“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还有能力设法自卫。”而分析那些用心良苦却事与愿违的经济观念和政策，就是我撰写专栏的动机。现在文集将要出版了，我祈望由此引发的争议可以扩散开去。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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