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薛兆丰
2004年1月15日《南方周末》
学校乱收费为何能得逞
停止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水平，只会后退，不会前进。传来的消息是：之所以要停止教育产业化，是为了遏制学校乱收费的现象；而教育，据说是应该当作公益、而不是商业来办。
然而，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教育不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任何“质优价廉”的产品，都是既允许商人赚钱、又不存在政府准入限制的行业；反之，任何“质劣价高”的产品，都是要么有价格管制、要么有准入限制、要么兼而有之的行业。
是的，学校乱收费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学校乱收费能得逞？最近有300多位校长因乱收费而被革职。他们难道是商业奇才？难道是土匪强盗？他们若改行卖青菜豆腐，乱收费也能得逞吗？不能。他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求学的人多，而可选择的学校少，学生和家长别无选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除乱收费的校长职务，有助于减少求学的人数，或增加学位的供应。也就是说，学位的短缺，不会因为革职校长而得到缓解。既然如此，学生对学位的激烈竞争，只会从一种形式转成另一种形式，而不会因为“宣布不准乱收费”而减弱或消失。
“教育券制度”为何难以实施
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必须指出，鼓励民间办学，与政府资助教育，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政府要想资助贫穷的学生，要真想缩小贫富学生的差距，一个办法就是实施“教育券制度”。它的含义很简单：政府不再把教育基金直接投放给选定的学校，而是先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自由选择民间自由开办的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学校拿着靠实力赚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这个制度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美国各州零星试行，始终得不到普及，原因是阻力太大。阻力来自哪里？来自惯于与世无争的教师，来自惯于接受资助的校长，来自惯于行使拨款大权的官员。但即便如此，由于美国鼓励私人办学，私立学校在缺乏政府资助的竞争劣势下，也仍然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而这么做的阻力，也恰恰来教师团体和教育部门。他们统揽各级办学的审批权，设置办学的准入障碍，对他们有实质好处。这些实质好处很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撼动。但基本国策的设计者和社会评论者，要理解问题的症结倒并不困难。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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