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是什么样的人 + 企业市价的莫测

这个方案糅合了几个重要的考虑：一是突出了贷款人对经营模式的考察，体现了经营班子对企业未来价值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经营班子是在竞争而不是内耗中形成的，他们在竞争中取胜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效益；三是充分调动和运用了银行和国企管理官员对企业和行业的具体知识，极大地避免了大规模和一刀切的产权改革所难免的失误。

经理是什么样的人

薛兆丰
2004年9月26日《互联网周刊》

我最早接触经济学，是听到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火、车轮和中央银行”的那一刹。当时心头一震，意识到经济学规律的力量和普遍性，可能并不亚于物理学规律。而后来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果然永久地改变了我观察世界的角度。

提这段往事，是我因为多少参与了郎咸平教授引发的争议而有点感慨：有与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和朋友，对问题的理解在概率上有显著的分野。这印证了经济学教授科普兰（B. Caplan）最近的研究成果：经济学人的见解往往相似，而其他人则是各式各样的。

当然，那只是概率上的分野，尽管很显著，但仍然不能套用在具体人身上。具体一个学者，有很多在时间、地点和环境上的算计，不能一概而论。幸好，我们用不着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关心的只是意见的本身，而不是提意见的人。

言归正传，我要分两期谈一个不容易说清的观点，就是为什么从公司的治理结构来看，国内试行的MBO模式产权改革，是一个比较公正的程序。我只是说“比较公正”，因为经济学上没有什么可参照的理论，可以用来评判怎样才是“绝对公正”。

最早是科斯（R. Coase），在读本科时写了一篇论文，试图解答他自己的一个疑惑：为什么人们不在市场上根据供需的变化买卖他们的资产和劳动力，而非要成立公司，在公司内部不作讨价还价地工作？科斯的答案是：因为讨价还价的成本太高，而到公司里工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科斯的这个见解，因帮他赢了一个诺贝尔奖而大行其道。但另一位经济学家阿尔钦（A. Alchian），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我认为更深刻。阿尔钦认为，团队有一种神秘的作用，它所产生的效果，能比每个成员分别产生的效果加起来还大。

例如，一盆麻婆豆腐是一个团队，它的味道比先吃麻、后吃辣、再吃豆腐好。又例如，两个可以各搬五十斤石头的人，要是一起搬，就可以搬一百三十斤。阿尔钦认为，正是因为团队这种神秘的效果，人们才放弃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易，以公司的形式结队作业。阿尔钦对科斯的潜在批评是：即使市场的交易费用大减，公司也还是会生存和发展下去。

阿尔钦继续说，只要缺乏监督，人就会偷懒。自己搬自己的石头，没有人会偷懒，因为搬多少一目了然。但两个人一起搬，各出了多少力，谁都无法观察和衡量。互相推委之下，本来可以搬一百三十斤的二人组合，结果就只能搬一百一十斤了（不会低于一百斤，否则就不如单干）。

为了加强监督，提高产量，这两个人乐意聘请一个经理来鞭策自己。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见：到底是工人聘请经理、还是经理谁聘请工人，这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对这两个人有利，经理的角色才可能年复一年地保留下去。

但既然经理的角色是用来监督工人的，那么经理本身由谁监督呢？妙计是由市场来监督。做法是：让工人先拿，经理后拿；工人先拿相对稳定的工资，而经理后拿企业结算剩下的利润。术语上，这叫经理的“剩余索取权”。

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容易衡量其工作业绩的工种，先拿相对稳定的工资；难以衡量和监督其工作业绩的工种，后拿市场竞争后剩下的利润。游戏的规则是：经理的工作业绩，不是由企业内部的工人来认可，而是由市场上的顾客和买卖该公司股票的股东来认可。

经理人或企业家收入的升跌，与公司其他资产很不同。经营得好，企业可以起死回生；经营不好，企业可以血本无归。同样一批电脑，不管谁来购买，价格都不相上下，但若是落在盖茨手上，就可以生产出驰名世界的视窗系统；同样是企业的一员，企业倒闭后，秘书和清洁工在别处比较容易找到相近的工作，而失败的企业家就得面临更大的动荡。

这是企业最一般的理论。我们得从这个角度看，才能理解经理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可不是什么公平不公平问题，也不是谁是主人谁是佣人的问题，而是人难免要偷懒，加上人们既要结队又遇上监督和量度的困难，共同决定了企业需要设置一个“最后索取剩余”的经理位置的问题。为了保障每个队员的利益，经理的支薪方式，是不能像其他员工一样的。

企业市价的莫测

薛兆丰
2004年10月17日《互联网周刊》

本期和上期是一气呵成的。上期的要点是，企业内部有阶层高低的划分，既有普通职员，也有高级经理，这个现象绝对不能从什么“以上压下”的角度来理解；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把高层经理，理解为普通职员出于自利而聘请的！

历史上有过两大经营模式：一是经营决策只由一小群人决定，而这一小群人的全部收入有特别的规定；二是经营决策一概由企业每个成员公平投票决定，而企业的收益也在每个成员中公平分配。前者一般称为“公司”，而后者则被看作“俱乐部”。

“公司模式”历久不衰。若不是普通员工也得益，单靠高层压榨低层，这种企业模式不可能生生不息。至于“俱乐部模式”，因为它在道德上有吸引力，也屡屡被渴望公平的热心人士追捧，在这里那里试行过。

很有名的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万尼克（J. Vanek）教授，他在1970年出版了《工人管理的市场经济通论》。万尼克教授认为，如果社会上所有企业都采取这种“工人管理”的俱乐部模式，那么这个社会就既能保留自由竞争的优点，也能极大地接近完全就业的理想状态。

万尼克教授的理论，一度风靡南斯拉夫等国家。当时的风头不再说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模式已经式微。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 Friedman）当时批评，说这种管理模式的所有权模式不清晰，在马上画条纹变不成真斑马。

俱乐部模式的真正困难，恰恰就在于企业内有平等的决策权。一人大约有一票，这样人人都在企业内部激烈竞争，通过内耗来追求平均利润最大化，结果是等到平均利润最大化时，企业的价值达到了最小化，而企业内职工的收入降到社会平均水准。当整个社会的所有企业都采取这种俱乐部模式时，全社会的资源价值就一降再降，不堪设想。

企业到底采用“公司模式”，还是“俱乐部模式”，对公司的市场价值是举足轻重的。注意，这里是强调，企业的市场价值不仅由企业的有形资源构成，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无形的管理模式。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企业的市值不可能仅仅按照实物或历史投入的价值来估算。

不仅如此，财务会计本身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多年前，我在香港旁听一个由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主题是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当与会的一位高官信誓旦旦地保证，那份预算报告没有做假帐时，一位经济学家反驳说“没有帐不是做出来的”。

这位经济学家不是故意抬杠。他是说，即使没有刻意歪曲，任何帐目也仍然包含很大的酌情成份：有些开支需要逐年摊分；有些盈利得放到下个季度才体现；凡此种种，财务会计到最后都有艺术的层面。

这个灰色地带挥之不去。问题是，遇到想经营百年老店的老板，当然不会故意利用它来自欺欺人；但遇到别有用心的经理，就很难事前阻止、也很难事后证实他们曾经上下其手。要记住的历史教训是：对财务报告的真误，永远要根据公司治理背景来衡量和估算。

有了这些铺陈，我们可以对国内试行的MBO模式有更深入的把握。所谓MBO，就是经营班子买断公司的所有权。通常，银行看中了企业的经营班子后，以贷款的形式向这个经营班子下注，赌这个经营班子能把企业扭亏为盈。一旦成功，这个班子在归还银行贷款之余，逐步收购企业的股权，使得企业产权逐步明晰。

这个方案糅合了几个重要的考虑：一是突出了贷款人对经营模式的考察，体现了经营班子对企业未来价值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经营班子是在竞争而不是内耗中形成的，他们在竞争中取胜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效益；三是充分调动和运用了银行和国企管理官员对企业和行业的具体知识，极大地避免了大规模和一刀切的产权改革所难免的失误。

必须承认，MBO不是产权改革的唯一模式，也不是产权改革的无暇模式。但没有什么改革模式是唯一的，也没有什么模式是无暇的。改革必须进行下去，而在这场关于国企改革的广泛争论中，不透过这两期专栏所介绍的企业治理知识看，是无法理解MBO模式具有的现实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