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打假与学术宽容
国内的学术研究之所以不上轨道，不在于有没有人在搞伪科学，也不在于打击伪科学的力度是否足够，而在于没有建立稳定的学术投资机制。学者固然要互相批判，但学者的岗位保障，得由学术的投资人决定。只要有人投资，是不是“伪科学”的问题，不仅难以定论，而且是没有必要的。
学术打假与学术宽容
薛兆丰
2005年11月14日《互联网周刊》
最近国内一位从事生物学研究的学者，据说因被指搞“伪科学”，禁不住打击而去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最近举行座谈会，对事件进行反思。而我看到这则消息时，正在美国罗切斯特市参加一个“社会科学年会”。在形形色色的学术演讲会间穿梭涉猎，听着一个个稀奇古怪的话题，想起国内的“伪科学”争论，觉得有话要说。
我自己不仅直觉上对“伪科学”反感，而且往往喜欢采用由卡尔纳普（R. Carnap）和波普尔（K. Popper）等人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原则去判断一套理论是不是“伪科学”。只要能识别出来，我总是远离带有“伪科学”味道的东西。但是，“伪科学”有其存在的理由，而真正制约科学发展方向的，不是“打假”行为，而是学术市场的供求。
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会和别人的不同；但我们也同样知道，这些观点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是说一定越变越正确，而是说它一定会有变化。更重要而很少人指出的是，人们追求一门学问，未必是要“求真”，而是要满足其他各种各样的精神需求。
既然人们对学术产品的评价在变，而其目的又未必是“求真”，那么学术产品的市场就必定是多元化的。换言之，只要有人捧场，又有人付帐，就什么样的精神产品都会出现。学术要持久发展，就得靠这个市场机制。
举一个我熟悉的“伪科学”例子。经济学第一课是关于需求曲线的。需求曲线一定向下，否则经济学就变成一门“伪科学”。但认为“需求曲线有时上升”的经济学家多的是。他们不仅写文章、列公式去“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还指责反对者“连经济学教科书都没看过”。
我当然觉得可笑：教“需求曲线有时向上”的教科书俯拾皆是，而教“需求曲线必定向下”的就恐怕得踏破铁鞋，到底是谁看得多一点、想得深一点呢？然而，我不同意其他经济学者是一回事，以“伪科学”之名打压是另一回事。我认为西方经济学界在从事很多无聊的研究，但我也同样认为，只要有人付钱供养，什么样的经济学家都有理由存在。
十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德和库格（D. Card & A. B. Krueger）发表论文，表明最低工资制度可以促进就业，引起经济学界的强烈震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写信到《华尔街日报》怒斥道：“自爱的经济学家不会这么说……幸好只有个别经济学家愿意抛弃两百年来的教诲；我们还不至于沦为专事逢迎的妓女。”
我认为布坎南说得痛快，值得把当年那版报纸复印下来，用画框镶起来挂墙。但这是争论，并不是以“打击伪科学”为名的扼杀。普林斯顿给卡德和库格教职不变，收入待遇不变，他们想说什么还能继续说什么，而且他们也能在其读者群中赢得支持和尊重。我反对那两位作者，但同时也欣赏保障他们的制度。
说说我正在参加的这个“社会科学年会”吧：它有上百个演讲题目，部分很有意义，但也包括什么“把政府岗位预留给穷人”和“新一代的女权主义”的话题，无聊之极，但想一想，好几百位旁观者，来自五湖四海，豪华酒店食宿，花费超过十万美元，不管背后的财主是谁，这笔钱都不是无缘无故付出的，不能用类似“是不是伪科学”的标准来衡量。
国内的学术研究之所以不上轨道，不在于有没有人在搞伪科学，也不在于打击伪科学的力度是否足够，而在于没有建立稳定的学术投资机制。学者固然要互相批判，但学者的岗位保障，得由学术的投资人决定。只要有人投资，是不是“伪科学”的问题，不仅难以定论，而且是没有必要的。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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