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效用的百年演进
无论是古老案例还是新兴案例，其问题核心一致，其协调原则也应一致；而最佳原则，我认为始终是“价高者得”。也就是说，在昔日，应把噪音权和遮挡权拍卖，出价高者补贴出价低者；在今天，用户享受的带宽应该有价格分歧，个人隐私应该待价而沽，而发送邮件更应该贴上有价的“邮票”。
外部效用的百年演进
薛兆丰
2005年4月10日《互联网周刊》
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其中一个主要渊源，来自对“外部效用”的争议，这是因为“外部效用”与“产权界定”密不可分的缘故。那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思想史：如果没有英国的习惯法传统，就不可能出现围绕产权概念的法庭抗辩；没有这些抗辩，人们对产权的认识就不可能摆脱哲学思辨的范畴，在上个世纪中叶推向科学的境界。
科斯（R. Coase）因为对1879年的“应诊医生告甜品商人案（Sturges v. Bridgman）”作深入剖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得这个本来就著名的案件变得更加著名。这可是125年前的案子，我最近重读，当年泰思哲（L. J. Thesiger）法官的判词，就象一个数学教师给学生讲解几何证明一样，条理井然，说理细致，使得后人可以稳站在他肩膀上看问题。这是习惯法的宝贵之处。
案情是这样的：一位应诊医生和一位甜品商人为邻，二十年来相安无事。后来，应诊医生把自己的房子往院子扩建，将那里做成了诊室。这时医生才发现，甜品商人的研磨机噪音，对诊室造成极大骚扰。医生为此提出控告，而商人则自辩，说他研磨了二十年，从未接到过医生的投诉，这应视为医生早就默许了他的骚扰。
当年泰思哲法官判医生胜诉，理由是“医生默许”一说不成立：医生以前没把房子建到院子里，是不可能知道原来那里是这么吵的，所以也就无从默许或抗议。
泰思哲法官同时指出，他的判决也适用于将来可能发生在铁匠身上投诉。铁匠完全能预见自己打铁的声音会骚扰邻居，所以他在决定从事铁匠行业的时候，就必须给自己买下足够大的地盘，与其他邻居隔开。在避免骚扰的问题上，铁匠有主动权，而邻居则无能为力。
泰思哲法官也指出了他的判例不适用的场合。例如，会不会有人故意把房子建到工业区，然后声称自己受到骚扰，而引用他的判决迫使工业区停工呢？泰思哲法官认为，这种情况不应援引他的判决作先例，因为建房子的人早知道工业区是有噪音的。
到1959年，佛罗里达洲上诉法院判决了酒店对“阳光”的产权纠纷。有两家面海相邻的酒店，其中一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加建一座14层的大楼，这将在冬天的下午遮盖另一家酒店的游泳场，后者向法庭申请禁令。上述法庭否决了申请，理由是阳光的路线不属于原告，被告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楼，因此而阻隔了原告得到的阳光，是不可抗力。
这个对“阳光产权”归属的法律观点，到1982年又得到重要的修正，那是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对“太阳能系统（Prah v. Maretti）”案的判决。相邻的两家，一家加盖房屋，遮挡了另一家屋顶的太阳能系统。最高法院禁止了房屋加建，理由是现在阳光有了新的用途，它不仅带来晒太阳的享受，还是一种新能源。
这三个案子，勾勒了过去百多年来习惯法在“外部效应”问题上的演进。其核心是：貌似分立的资源（诉讼双方的土地），在使用过程中对他人造成不可避免的侵害（噪音或遮挡）。对于资源的排他使用，法庭判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化，以社会整体效率为归依。
到了今天的网络世界，人们对不少衍生的外部效应日益关注，对此进行相关立法的呼声也越发高涨。最常见的“网路外部效应”，包括了个人高速下载工具拖慢网络速度，个人资料被收集、出售、公开和滥用，以及接入网络的个人电脑变成垃圾邮件和病毒邮件的转发站等。
无论是古老案例还是新兴案例，其问题核心一致，其协调原则也应一致；而最佳原则，我认为始终是“价高者得”。也就是说，在昔日，应把噪音权和遮挡权拍卖，出价高者补贴出价低者；在今天，用户享受的带宽应该有价格分歧，个人隐私应该待价而沽，而发送邮件更应该贴上有价的“邮票”。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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