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不宜多变
我的观点是：一，货币政策应该定下来，不能周而复始地变；二，中国经济体巨大，而且还在急速增大，所以不宜采用“货币局”制度；三，若实施“盯住物价”的货币政策，应注意精简研究和决策机制，并尽量减少“酌情处理”的政策空间。
货币政策不宜多变
薛兆丰
2006年3月19日《互联网周刊》
货币政策以稳定为佳，不宜多变，更不宜以满足多个目标为归依。要钩紧美元，人民币就可能出现通胀；要钩紧“一揽子外币”，人民币兑美元就有可能升值；要钩紧一揽子物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的幅度就必定更大。有得必有失，不可能面面俱到。
2003年，我在本专栏的《守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中提出：“两套较好的策略之一，就是盯死物价。让国内保持稳定的、接近零的通胀率，好让国内的生产和生活有一个可信赖的价值尺度。这样做的同时，也就得让外汇自由流动，让汇率自由浮动。对大国来说，无论从经济上考虑，还是政治上考虑，都似乎更合适这样做。”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是泱泱大国”，而且其经济实力正与日俱增，所以其货币不宜简单地与任何一种外币或多种主要外币的组合挂钩。这是说，在货币政策的取舍问题上，香港、立陶宛、阿根廷等曾经成功实施固定汇率的小地区，并不能给提供中国很有帮助的借鉴。
一条小艇，为了稳定，不妨跟旁边的巨轮绑起来，顺其涨而涨、落而落。不是说大船一定很可靠，只是说大船可靠的几率，要比小艇的高很多。然而，一艘仍在不断扩大的巨轮，就不太适宜与其他规模相当的巨轮捆绑在一起。原因之一，是其他巨轮的涨落，往往反过来会受到这艘大船涨落的影响。
只要一个人反对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或者他反对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升值，那么他的主张就必定导致另一层的政策含义，即人民币的发钞机制应该采用“货币局”的方式进行。这是说，不管别人拿多少美元过来，我们都以不变的比率把人民币换给他们，同时把换来的美元存好，以备别人要换回美元时，可以再以不变的比率把美元还给他们。
若这样做，中国将损失巨额“铸币税”。什么意思呢？假设今天中国多了十只鸡蛋，是从无到有地生出来的。再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在人民币钩紧美元的货币政策下，美国人便可以多印一张美元，到人民银行换成8元人民币，然后把鸡蛋买走吃掉，而中国人则把换来的那张美元锁起来，并在“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帐本上多记1美元。鸡蛋就这么给老美吃了。
十只鸡蛋是小事，可十万只鸡蛋呢？二百万件衬衫呢？三千万双球鞋呢？为了钩紧某一种外币或某几种货币，中国人就不得不向这些货币的发行当局交纳这种“铸币税”。根据最新报道，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数额达8千亿美元。言下之意，是中国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发钞当局占便宜最大的国家。
当然，我不是说先前建议的“钉住物价”的方法万无一失。它的困难也不小。我们知道，物价水平是由成千上万种物品的价格构成的。统计数据的来源，有时间滞后的问题，有物品质量不一的问题，还有政策性影响的问题，诸如此类。这好比学开车，要没经验的人走一条直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无数的困难。
更严重的问题是隐性的、制度性的隐患。一旦实施“盯住物价”的货币政策，“哪些才是应该盯住的物价”便会成为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的问题。货币发行当局的研究和决策机制会因此急速膨胀；同时，背后的利益团体也会努力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图使货币发行量和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方向对自己一方更有利。
我的观点是：一，货币政策应该定下来，不能周而复始地变；二，中国经济体巨大，而且还在急速增大，所以不宜采用“货币局”制度；三，若实施“盯住物价”的货币政策，应注意精简研究和决策机制，并尽量减少“酌情处理”的政策空间。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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