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预报应由保险公司操办
让保险公司来从事天气、地震和海啸的预报，还能加强对投保人的行为约束。不守规矩的投保人，得不到赔偿。如果保险公司对游客发出了警报，游客就有义务疏散，否则灾害一旦发生，投保人就得不到赔偿。这种由保险合约赋予的约束力，也有助于减少高危地区和高危时期的潜在伤亡。
灾难预报应由保险公司操办
薛兆丰
2005年1月6日《南方周末》.
圣诞节假期在印度洋沿岸出现海啸，吞噬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远近闻名的度假胜地，转瞬间成了被愁云惨雾笼罩的苦海。
这固然是天灾，但也是人祸。刚听到海啸和人命伤亡数字攀升的消息时，我是震惊；但听到多个国家的地震局官员至少两小时前就探测到了地震，只是由于官僚作风延误了通报，而要避免悲剧，许多人只需要十五分钟就可以逃到安全的地方时，我第一反应是：灾难预报的工作，应该交给市场化的保险公司操办。
这次海啸四十年不遇，四十年不算短。大家想想，假设海啸波及的八个国家的地震局官员，持续四十年，每年都发出一次误报，直到今年才说中，那我问：一，对地震局官员而言，97.5%的误报率能让他们保住乌纱帽吗？二，对死难者而言，2.5%的准确率能说服他们听从警报，花十五分钟跑到高处，躲一躲灭顶之灾吗？
答案是显然的：一方面，地震局官员不愿意承担这么高的误报率。为了降低误报率，他们大事化小，三缄其口，互相推委；一旦出事，他们却不可能负起他人生命的责任。另一方面，同样的误报率——即准确率——却能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游客没有理由不接受准确率高达2.5%的救命警告。换言之，各国地震局官员与老百姓的“利益严重不对称”，是这次海啸造成重大人命伤亡的重要原因。
有什么机制，能克服这种不对称？有！是市场化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职能，可以归结为三个环环相扣的部分，即准确评估风险的或然率，对投保者提出合理的行为约束，并分摊个别投保者遭遇的损失。这三合一的职能，完全适用于对自然灾害的预测和预警。
首先，保险公司有强烈的动机，对天气、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进行恰如其分的的探索、分析、评估、公布和预警工作。如果某个保险公司高估了灾害发生的概率，它就会向当投保人索取过高的保费；这样，它就会被其他索取较低保费的保险公司赶出市场。反过来，如果低估了灾害的概率，它就必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索赔，最终被自然灾害打败。
结果是精算。这已经是保险业的基本事实。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险种，就有不同的赔率，背后都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和统计数据支持着。竞争中的保险公司，时刻都在孜孜不倦地修正着精算的结果，追求着对各种或然事件的更准确把握。
据说海啸前夕，印尼的地震局官员以传真方式向其实已经退休的内政官员通报情况，而澳大利亚使馆向另外某国使馆传递的消息，被认为不合乎外交惯例而被搁置。要是让市场竞争中的保险公司负责预测和预警，延误了就得支付天文数字的赔偿，它们至于连电话都不会用吗？
当然，如果让保险公司从事灾难预报，它们为了减少灾害引起的索赔，很可能会增加误报的次数，从而增加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问题是，误报不可能毫无节制地增加，因为保险公司之间有竞争，而减少误报，从而减少经济损失，也是保险公司的竞争目标之一。
更重要的是，预防灾害是有代价的。五年前，强烈飓风“弗洛伊德”吹袭美国，当风向未明朗之际，东南沿岸二百多万居民，在官方的敦促下紧急疏散。数以万计的汽车造成大塞车，被佛罗里达州政府称之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后来虽然证实天气预报错了，但紧急疏散的决定，绝不应该受到责备。
道理很简单，为了避免无法确知的意外和灾害，我们不得不在事前额外多付一点代价。从事后看，因为飓风并没有吹到，紧急疏散的确造成了诸多不便和经济损失；但若飓风真的吹到了居民区，那么你事后无论再作多少次疏散，也无法挽回飓风所造成的的人命和财物损失。
再有，让保险公司来从事天气、地震和海啸的预报，还能加强对投保人的行为约束。不守规矩的投保人，得不到赔偿。如果保险公司对游客发出了警报，游客就有义务疏散，否则灾害一旦发生，投保人就得不到赔偿。这种由保险合约赋予的约束力，也有助于减少高危地区和高危时期的潜在伤亡。
愿死者安息，也愿市场机制能帮助加强人类追求知识和传递消息的动机！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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