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经济浪费
本来是市场可以具体衡量和解决的问题，如果一般化，再拿到投票机构议决立法，到了实施阶段就会产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要用水还是用煤？请一个临时工的工资是多少？哪个企业有资格在市场上生存？这些本来应该听从市场的问题，如果诉诸资源保护法、最低工资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就会产生社会资源的浪费。
法律的经济浪费
薛兆丰
2004年2月16日《互联网周刊》
美国商人Pierre Goodrich在1960年成立了“自由基金（Liberty Fund）”。上个世纪不少经济学名家，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弗里德曼、布坎南和科斯，还有差一点得奖的阿尔钦和塔洛克等，都是这个基金的宠儿。他们在基金的支持下，或出版书籍，或拍摄电视节目。
基金还曾经做过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聘请这些经济学名家，给各个级别的联邦法官讲课。那是一连好几天的集训，大家在一起研讨，喝咖啡，再研讨。阿尔钦对我说，他累计教过四百多位法官，所以老一辈的联邦法官，对所谓的“反垄断法”，有较正确的认识。
上星期，我参加了布坎南教授主持的研讨会，他老人家也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那些法官们还真的用心听了，要他们挤出时间可真不容易。他们是好学生。但最后一天，我说美国许多法律是多余的，很多官司都是浪费。他们一听就炸开了。呵呵，他们一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自己的职业的：保护人民啦、维持公正公平啦。经济学上的观点他们没有想过。”
布坎南所说的“经济学上的观点”，主要就是他和塔洛克的贡献，即“公共选择”理论。在他们以前，人们关心的，只是政府是否应该扩张、政府和法律管辖的范围是不是恰当、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是否平衡这些问题。
而布坎南和塔洛克的研究，是要解释政府为什么势必扩张，投票选举的机制为什么势必不能反映选民真正的选择。他们的角度，是超脱于具体的政党之争以外的；他们所谈的“经济浪费”，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耗费，而不是具体某个当事人的“成本－收益”核算。
一幢公寓的外墙，应该漆成什么颜色？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顶好的主意，就是各家各户集中投票。哪种颜色的票数多，就少数服从多数，漆哪种颜色。那么，就具体某个户主而言，他会按照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来投吗？布坎南和塔洛克的答案是：未必。
户主知道自己最喜欢红色，但他也知道，喜欢红色的人很少，要是投红色，投了也是白投。他自己最讨厌绿色，而绿色和白色是票数最接近的，所以，与其让自己的一票浪费在红色上，还不如投给自己虽不喜欢、但也没那么讨厌的白色，从而降低投票结果为绿色的可能。
这说明，投票人考虑的，不只是他本人的喜恶，而还考虑了别人的喜恶。不同的颜色，在他心目中，不仅有高低之序，还有轻重之量。是在这种投票规则下，他才会这么投的；要是换了另一种机制，他的选择就不一样了。
有一年，克林顿参加大选，他见很多中年女性迟疑未决，就抛出了一项特别的医疗方案，声称要花多少多少钱，资助乳腺癌的研究和治疗。就一个中年女性而言，她很可能会看重更接近自己的这点好处，忽视克林顿在外交和国防问题上更远离自己的坏处，而投克林顿一票。
显然，克林顿提出的那项医疗方案，如果是让病人共同凑钱去搞，可能就搞不成了。这是说，投票得出来的选择，与市场得出来的选择，可以是背道而驰的。不同的决策规则，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尽管每个人内心的偏好并没有改变。
绕完这个弯，让我们回到经济立法上来。许多国家，有许多经济立法，都是不知不觉在这个套路下推出的。最初的用意是好的，后来也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每一步都是有依据的，但结果却是违背了每个人最真实的偏好。
水是很宝贵的资源，这是大家都同意的。设想我们以大家的赞成为依据，推出了“水资源保护法”。可是，如果真正贯彻这套法律，在真实经济生活中，就得多用煤才能保证电力供应，要多造水表和钢管才能提高用水效率。那样的成本很可能更高，是每个消费者不同意的，或者是违反了根据同一程序推出的“煤资源保护法”的。
这就是布坎南所说的“经济浪费”。本来是市场可以具体衡量和解决的问题，如果一般化，再拿到投票机构议决立法，到了实施阶段就会产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要用水还是用煤？请一个临时工的工资是多少？哪个企业有资格在市场上生存？这些本来应该听从市场的问题，如果诉诸资源保护法、最低工资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就会产生社会资源的浪费。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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