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寻租社会的困难
要改造一个充满寻租行为的社会，从而避免上述三种社会财富的损失，往往非常困难。原因之一，是那些目前在享受政府特别保护的人，只是后来才进入这个行业，他们并非最早享受政府保护的农民。也就是说，这些韩农为了成为农民，可能曾经付出过巨大的投资。现在政府要取消给他们的特权，是事前预料不到的意外，对韩农来说的确是损失。要改造寻租社会，最大的阻力来自于象韩农的这种寻租者。
改造寻租社会的困难
薛兆丰
2005年12月26日《互联网周刊》
世贸部长级会议日前在香港举行。会议期间，大量从世界各地专程赶来的世贸反对者，尤其是韩国的农民，组织了多场示威游行。与此同时，也有民间组织举办活动，试图从理性的角度探讨世贸的得失，其中香港乐施会举办了“促进贸易公义交流会”，让香港和上海等地的青年学生参与，追求对所谓“公平贸易”的认识。
我认为，这种关于“促进公平贸易”的研讨会，只能在不懂经济学的学生当中才能开展，因为经济学的入门，就是教导学生，世界上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那种“公平贸易”；而进一步的高级课程，则研究为什么总有人要提倡“公平贸易”。
贸易的起源，是人们对其拥有的物品的看法不同。我把我拥有的东西看得轻一点，把你拥有的看得重一点；而你也一样，把你的看得轻一点，把我的看得重一点。这样就产生了贸易；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贸易。换言之，贸易永远是人们看法不同的直接产物。
只要不存在强迫，交易就必定能同时提高交易双方的福利，否则交易就根本不会发生。抱怨“交易不公平”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事后发现情况有变，想吃后悔药的。另一种就是交易的第三者，根本就是外人，评头品足，没有进入角色来考虑问题。
是的，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资本家把工厂开到了穷乡僻壤，的确利用了穷人的廉价劳动力。但不要忘记，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被利用的机会；而正是那些到穷乡僻壤开办工厂的资本家，给穷人提供更多被利用的机会，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经济学家阿尔钦（A. Alchian）问过：我们是否应该购买非洲童工生产的毛衣？阿尔钦的回答是：应该购买。假如你既有愿望、又有能力救人于水火，那你就应该赶紧这样做；否则便不妨购买那些童工生产的商品。那虽然是童工生产的，但不买它，则只会令童工丧失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认为第三世界血汗工厂不道德的朋友，应该先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些工厂究竟是不是让穷人多了一点机会。
那些专程到香港示威的韩农，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人数过千，乘坐飞机到香港，入住各大酒店，还可以在消费指数奇高的闹市区驻扎一周，其平均收入水平绝不是非洲儿童可以相提并论的。他们这次重拳出击，是要维护更具价值的利益来源。这利益来源，就是他们向韩国政府的“寻租”所得。
所谓“寻租”，就是向政府寻求行政保护，从而获取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不可能获取的利润。在韩农问题上，寻租行为集中表现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上。这次世贸会议的决议之一，是各成员国代表同意，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农业补贴。从韩农的激烈抗争看来，世贸这一协议显然切断了韩农的一条重要财路。青年学生应该研究的，是韩农为什么会有如此激烈的抗争。
传统上，经济学认为寻租行为会导致三种经济损失。一是因为寻租者为了维持产品的高价，刻意减少了产量，从而减少了消费者的享受，这称为“夏伯格（Harberger）损失”；二是由于寻租者逃避了市场竞争，降低了生产效率而产生的损失，称为“莱宾斯坦（Leibenstein）损失”；三是由于整个社会都在追逐政府提供的特权，在互相争夺特权过程中造成了无谓的耗损，这称为“塔洛克（Tullock）损失”。
要改造一个充满寻租行为的社会，从而避免上述三种社会财富的损失，往往非常困难。原因之一，是那些目前在享受政府特别保护的人，只是后来才进入这个行业，他们并非最早享受政府保护的农民。也就是说，这些韩农为了成为农民，可能曾经付出过巨大的投资。现在政府要取消给他们的特权，是事前预料不到的意外，对韩农来说的确是损失。要改造寻租社会，最大的阻力来自于象韩农的这种寻租者。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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