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合约的多重标准
英美习惯法的这一转变，符合“效率原则”吗？从具体的案子看，法官确实可能避免了一笔经济损失，但从长远而言，这样的判决，很有可能引发更多的违约行为，从而危及到西方“自由缔约，恪守执行”的社会准则。习惯法是否越来越走向“有效”？这里无疑又增添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转折。
维系合约的多重标准
薛兆丰
2005年6月12日《互联网周刊》
缔约自由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合约的监督执行和赔偿方式的厘定，英美的习惯法法庭衍生了一系列互相重叠的标准。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习惯法，合约案例是重要一环。
自愿缔结的合约，基础是缔约双方的“思想交汇”。缺乏“思想交汇”的合约，是无效合约。英国早期的一个案例，是一头母牛买卖引发的纠纷。根据案情，当买卖双方讲好了价钱后，卖方发现母牛怀上了小牛，于是变卦。法庭判卖方有权变卦，因为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双方要买卖的对象，都只是一头不怀胎的母牛而已。
后来一个案例，是一个买旧车的车主，把自己的新车钥匙交给了买家。买家拿着新车匙，非要把新车开走。最后，法庭判卖家得直，理由是那辆新车的买卖，缺乏任何“思想交汇”。再有一案，是一位旧房的买主，发现了地下室的几十幅油画。新旧屋主为油画争持不下，最后法庭也把油画判给了旧房东，理由是这批油画根本不在当初双方的考虑之中。
然而，一旦交易一方对“新情况”有所预料，判决就截然不同。在1855年的Harris v. Tyson案中，貌似酷爱田园风光的买家，买下地皮后，居然从地下开掘出一个铬矿。原地主于是控告买家欺骗。宾州高等法院的判决是：法律并没有要求买家把一切都告诉卖家；案中的买家并无误导或欺骗；卖家因为不知情，所以在交易中并没有任何损失。
承诺是一种重要的合约形式。习惯法法庭在维系合约问题上的另一传统准则，是“不获报酬的承诺没有约束力”。大伯对侄子承诺道：“你考上大学，我就奖励你一千美元。”这样的承诺，将来即使不兑现，侄子也不能状告大伯，理由是大伯并没有在他的承诺中获得“报酬（consideration）”。
著名的例子有1825年的Mills v. Wyman一案。一个慈善组织，完全出于道义，照顾了一位从海外归来的病重青年。这位青年病逝后，他的父亲才知道此事。青年的父亲出于感激，答应向这个慈善组织捐赠一笔款项；但过不久，他反悔了。法庭判青年的父亲得直，理由是他承诺之时并没有附带获取报酬。更深的含义，是法庭要防范慈善组织将来“别有用心地”帮助有难之人。
讽刺的是，当代习惯法判决有走向“违背效益”的趋势，原因之一，正是法官在合约履行问题上，采取了“注重效益”的态度。也就是说，当代法官越来越多地进入当事人的角色，对“效益问题”作过分具体的考虑，从而危及了缔约自由这块更重要的基石。
在1953年Eastern SS Lines v. US一案中，原告所拥有的邮轮应征入伍，为美国政府作军事服务。根据合约，美国政府必须对邮轮作全额的保养维修。多年后，美国政府拒绝继续这么做，理由是整条邮轮的现值，还比不上维修费用高，所以按合同办事纯粹是浪费。最后，上诉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判美国政府得直，政府无须继续对邮轮作维修保养。
同样，在1962年Peevyhouse v. Garland一案中，采矿公司最初承诺在完成挖掘后，为地主作一系列的修缮工作。但采矿公司并没有履行承诺，其理由是修缮工作耗费巨大，而即便完成，也只能为地主的土地带来只有几百美元的增值。上诉法院的多数派法官判采矿公司得直，后者只须向地主赔偿几百美元即可。而少数派法官则认为，采矿公司根本没有理由不履约。
显然，在这两个案子中，多数法官都进入了角色，站在了当事人的某一方，对具体的情境作如此这般的价值判断，并与当事人另一方的价值判断相背；而不是置身事外，纯粹以法律程序为准绳，以第三者的身份监督合约的履行。
英美习惯法的这一转变，符合“效率原则”吗？从具体的案子看，法官确实可能避免了一笔经济损失，但从长远而言，这样的判决，很有可能引发更多的违约行为，从而危及到西方“自由缔约，恪守执行”的社会准则。习惯法是否越来越走向“有效”？这里无疑又增添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转折。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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