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
二战后欧美国家的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从“公共选择”的角度解释，就是个别利益团体的势力庞大，是他们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提出并实施了对这些利益团体有利的公共开支方案；与此同时，纳税人因为声音太弱，蒙受的损失也微不足道，所以理智地选择了默许。于是，以“民意”为标榜的公共开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
薛兆丰
2004年6月30日《互联网周刊》
几个星期前，本栏讨论里根经济政策，提到“里根经济学”的核心，是在削减税收的同时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但实际上，里根在任期间，仅仅削减了税收，却根本不能阻止政府开支的大幅增长，这为后届政府留下了庞大的财政赤字。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其实并没有真正实施过。
经济史的统计数据更表明，至少从1790到1929的140年间，西欧各国的政府开支都是长期稳定的；仅仅是从1929年后至今的70年间，政府开支才显著地直线上升。这给经济学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政府开支几乎不可能压缩？为什么政府项目几乎总是欲罢不能？
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学界在50年代兴起了“公共选择”学派。到了1986年，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坎南（J. Buchanan）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共选择”学派的影响就不再局限于经济学圈子，而是一下子推广到了社会学、法学和行政学的领域了。
说来奇怪，布坎南教授的紧密合作者塔洛克（G. Tullock）教授并没有共同获奖，而后辈出于尊重，每当正式谈论布坎南贡献的时候，都往往要扯上塔洛克的大名。塔洛克是律师出身，曾经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工作。我听到的传闻是，塔洛克之所以没能获奖，是因为他只是法学博士，没有经济学博士头衔，当然，这是爱护塔洛克的人的猜测了。
再说“公共选择”。有创造性的洞见，往往是出奇地简单的——虽然简单，却应用广泛，能激励几代学人，掀起一股学术的潮流。“公共选择”的思想就有这特征。我听过布坎南教授介绍他的贡献，他是从一幢公寓大楼外墙的颜色说起的。
一幢公寓大楼里，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许多人凭直觉认为，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投出来的结果，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布坎南的洞见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其实最喜欢的是“粉红色”，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他就并不是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
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而仅仅能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比如说庞大的赤字、高昂的关税、政府支持的行政垄断或贸易联盟、对穷人不利的最低工资法等等，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
凯恩斯主义二战后盛行，他们谈的是“市场失败”；而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则印证了相反的看法，即“政府失败”。也就是说，即使市场存在缺陷，有它不灵光的时候，也不见得让政府来管就一定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
举个例子。美国学者托勒逊（R. Tollison）等人的研究表明，过去人们曾经寄望于司法部，希望它能利用反垄断法来打击非竞争行为。但实际上，司法部并没有触及很多本来该被管一管的企业；相反，它倒是很喜欢去管那些规模很大、竞争激烈、引人瞩目的行业，因为司法部并非真正关心反垄断问题，而只是希望提高它的工作业绩。
每个投票者都因为比重太轻，所以往往只能“不选”他们最不喜欢的，不能“选”他们最喜欢的，而且有许多人甚至懒得去“选”；另一方面，政府公务员做事，往往是按照他们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标准。这两方面同时作用，就会产生“政策失效”，或者说“政府失败”。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二战后欧美国家的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从“公共选择”的角度解释，就是个别利益团体的势力庞大，是他们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提出并实施了对这些利益团体有利的公共开支方案；与此同时，纳税人因为声音太弱，蒙受的损失也微不足道，所以理智地选择了默许。于是，以“民意”为标榜的公共开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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