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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

Posted on Tuesday, May 8, 2007 at 2:56 pm

二战后欧美国家的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从“公共选择”的角度解释,就是个别利益团体的势力庞大,是他们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提出并实施了对这些利益团体有利的公共开支方案;与此同时,纳税人因为声音太弱,蒙受的损失也微不足道,所以理智地选择了默许。于是,以“民意”为标榜的公共开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

薛兆丰
2004年6月30日《互联网周刊》

几个星期前,本栏讨论里根经济政策,提到“里根经济学”的核心,是在削减税收的同时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但实际上,里根在任期间,仅仅削减了税收,却根本不能阻止政府开支的大幅增长,这为后届政府留下了庞大的财政赤字。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其实并没有真正实施过。

经济史的统计数据更表明,至少从1790到1929的140年间,西欧各国的政府开支都是长期稳定的;仅仅是从1929年后至今的70年间,政府开支才显著地直线上升。这给经济学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政府开支几乎不可能压缩?为什么政府项目几乎总是欲罢不能?

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学界在50年代兴起了“公共选择”学派。到了1986年,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坎南(J. Buchanan)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共选择”学派的影响就不再局限于经济学圈子,而是一下子推广到了社会学、法学和行政学的领域了。

说来奇怪,布坎南教授的紧密合作者塔洛克(G. Tullock)教授并没有共同获奖,而后辈出于尊重,每当正式谈论布坎南贡献的时候,都往往要扯上塔洛克的大名。塔洛克是律师出身,曾经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工作。我听到的传闻是,塔洛克之所以没能获奖,是因为他只是法学博士,没有经济学博士头衔,当然,这是爱护塔洛克的人的猜测了。

再说“公共选择”。有创造性的洞见,往往是出奇地简单的——虽然简单,却应用广泛,能激励几代学人,掀起一股学术的潮流。“公共选择”的思想就有这特征。我听过布坎南教授介绍他的贡献,他是从一幢公寓大楼外墙的颜色说起的。

一幢公寓大楼里,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许多人凭直觉认为,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投出来的结果,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布坎南的洞见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其实最喜欢的是“粉红色”,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他就并不是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

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而仅仅能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比如说庞大的赤字、高昂的关税、政府支持的行政垄断或贸易联盟、对穷人不利的最低工资法等等,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

凯恩斯主义二战后盛行,他们谈的是“市场失败”;而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则印证了相反的看法,即“政府失败”。也就是说,即使市场存在缺陷,有它不灵光的时候,也不见得让政府来管就一定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

举个例子。美国学者托勒逊(R. Tollison)等人的研究表明,过去人们曾经寄望于司法部,希望它能利用反垄断法来打击非竞争行为。但实际上,司法部并没有触及很多本来该被管一管的企业;相反,它倒是很喜欢去管那些规模很大、竞争激烈、引人瞩目的行业,因为司法部并非真正关心反垄断问题,而只是希望提高它的工作业绩。

每个投票者都因为比重太轻,所以往往只能“不选”他们最不喜欢的,不能“选”他们最喜欢的,而且有许多人甚至懒得去“选”;另一方面,政府公务员做事,往往是按照他们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标准。这两方面同时作用,就会产生“政策失效”,或者说“政府失败”。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二战后欧美国家的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从“公共选择”的角度解释,就是个别利益团体的势力庞大,是他们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提出并实施了对这些利益团体有利的公共开支方案;与此同时,纳税人因为声音太弱,蒙受的损失也微不足道,所以理智地选择了默许。于是,以“民意”为标榜的公共开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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