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有菜单成本吗
凯恩斯是说，生命苦短，有酒今朝醉。是的，但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今天的麻烦，可能是昨天造成的；而今天的错误，可能要明天来承担。今天美国面临破产的社会保障制度，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恰恰就是由上一代人为了绕过“菜单成本”造成的。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不应照搬外国的凯恩斯。
企业有菜单成本吗
薛兆丰
2004年4月25日《互联网周刊》
菜单成本（menu cost）是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基础概念，他们很多政策建议，都从这个概念引申而来。菜单成本是指：餐厅的菜单得花钱印刷，印好了就不会天天换。尽管就餐人数每天都在波动，客人点菜的价位也丰俭有别，但每天更换菜单成本太高，餐厅老板就以不变应万变了。
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医院的医药费是不常变化的，公共汽车和地铁的票价是长期稳定的，到超市里看看，不少商品——尤其是耐用品——的标价非常稳定，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没有变化。
而凯恩斯主义者至爱的例子是报刊杂志。没有哪种产品的菜单成本比报刊杂志更低的了。报纸杂志本身就是印出来的，即使每天都改变标价，也不会增加任何印刷成本。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报纸杂志，其标价都是经年不变的。
这些“价格呆滞”的例子，为凯恩斯学者们提供了依据，为政府微调经济的政策鸣锣开道。他们的理由是：明明应该调价而不调价，经济就无法达到均衡，就会出现失业、衰退、需求不足和萧条等现象。这时候，如果政府能鼓励大众消费，或者干脆由政府自己来消费，那么就能绕过“菜单成本”，把经济带出困境。
但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大有问题。首先，即使市场有缺陷，也未必见得政府比市场高明。有人带了两个乐手给国王演奏。国王听了第一个乐手演奏，感觉不满意，便下令把他拉出去杀了。但国王还没听第二个乐手演奏，怎么能断定第二个肯定比第一个好呢？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一个原因，是媒体抹黑了自由市场，在追究大萧条的原因时，把美国联邦储备局等官僚机构的一连串重大政策错误，归咎到自由市场本身；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界和知识界，都把现实的缺陷与对凯恩斯理论的完美相比较，一厢情愿地以为，既然“市场不完善”，就意味着“政府更完善”。
菜单成本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者们安于坐在温暖舒适的办公室里，面对电脑里的数字和方程式进行工作，而不愿深入到真实的经济社会中，探究那些难以用数字来表达的经济力量，从而正确地剖析经济运行的真相。
与凯恩斯共同提出“需求拉动”学说的史密斯教授（Arthur Smithies）曾半开玩笑说：“我开始想当应用经济学家，但发现太难，因为不仅得跟商人打交道，还得搞统计；于是我尝试研究经济史，但那得天天往图书馆跑，后来便索性做一名理论经济学家，因为那只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够了，连门都不用出。”
凯恩斯学者重视“菜单成本”，是因为菜单的成本，是最容易取得的数据。但在真实世界里，商人对经济波动作出反应，又何止调整价格这一招？就拿报纸杂志来说，其真实价格恰恰不是不变，而是变得非常剧烈；只是报刊杂志的内容天天不同，质量差异很难被察觉，这便给了出版社很大余地，用价格以外的途径来调整成本罢了。
美国《时代》杂志的零售价经年不变，但杂志社雇佣了多少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记者，在世界各地派了多少记者，每页广告价格的高低，每期杂志的销量以及由此确定的平均成本，还有为长期订户所作的大幅优惠，都是报社更容易不动声色进行调整的因素。
一般地，越是容易一眼就判别质量高低的产品，如任何一种期货商品，其价格调整就越显著；而越是难以一眼判别质量高低的产品，如出版物、医疗服务、高档餐饮等，其价格的波动就较不明显，而商人更倾向于在质量上作调整。不是商人不应变，只是外人未必容易察觉。
大半个世纪以来，凯恩斯学者从“菜单成本”等概念出发，提出过林林总总的经济调控政策。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些政策只有短期效应，不是长久之计。但当其他经济学派呼吁要正视短期干预政策的长期副作用时，凯恩斯的著名回答是：“长期而言我们都难免一命呜呼。”
凯恩斯是说，生命苦短，有酒今朝醉。是的，但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今天的麻烦，可能是昨天造成的；而今天的错误，可能要明天来承担。今天美国面临破产的社会保障制度，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恰恰就是由上一代人为了绕过“菜单成本”造成的。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不应照搬外国的凯恩斯。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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