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的量度
企业家精神是无影无形的东西，要量度并加以激励，并不容易。我原先直觉认为，那根本不可能做到。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半个世纪来，学者和各国的研究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八仙过海，建立过各种各样的模型，有些简陋，有些精致。不管怎样，大都有启发性。
企业家精神的量度
薛兆丰
2004年11月28日《互联网周刊》
最近参与一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目标是较为系统地考察对企业家精神的量度，为政府和国际组织在援助贫困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时作参考之用。英语世界里有关企业家精神的论文和专著，我知道的大约有一千多份。当中免不了有繁复的数据和方程式，但有趣的发现也不少。
企业家精神是无影无形的东西，要量度并加以激励，并不容易。我原先直觉认为，那根本不可能做到。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半个世纪来，学者和各国的研究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八仙过海，建立过各种各样的模型，有些简陋，有些精致。不管怎样，大都有启发性。
一般而言，要量度无形的事物，就需要寻找一个可观察的委托量。在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献中中，最常见的委托量，包括有创办小企业所需时间、自雇人士数量、小企业数量、初生企业数量、初生企业中的就业人数、专利申请数、创新营销渠道、风险承担意识、银行贷款坏帐率等。
先从轻松的谈起。美国广播公司著名节目主持人司托索（John Stossel）带着摄影队，亲自在美国、印度和香港开办企业。在香港，只要填写一张表格，排一次队，就完成了申请注册手续。司托索当天就在商场租到一个摊位，开张摆卖电视台的徽标了。这办事效率，恐怕创世界记录。
在美国，开同样一个摊位，司托索申请了一个星期；而在印度，一个月还没有办下来。而在采访中发现，在印度申办一家公司，一年半载办不下来的也是常事。一位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德索托（H. de Soto）则在其名著《另辟蹊径》（The Other Path）中则记述，在秘鲁申办一家小工场要走完的程序清单，打印出来就30米长。
企业家精神无所不在，但有些只要一天，就可以用到正事上去，有些要一个礼拜，有些要一个月，有些遥遥无期。这重要的差别，至少部分解释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滞后的根源。官僚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通病。
由考夫曼基金（Kauffman Foundations）提交的《全球企业家观察》报告，则以“创业活动”和“新兴企业”为指标。“新兴企业”是指开办不足42个月的企业，而“创业活动”则以在“新兴企业”内工作的就业人数来衡量。这两个榜的排名相近，高居榜首的包括：巴西、美国、澳洲、加拿大、阿根廷、韩国和挪威等国。
另外一个容易取得的数据，是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以及各企业用于科研资金投入。哈佛大学的戈里奇（Zvi Griliches）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作为经济指标的专利统计》中表明，中小企业用于科研的资金投入，比大企业能产生更多的专利申请数量。
整体而言，专利申请的数量在下降，而专利的“质量”却在上升。也就是说，发明创造已经逐渐由单干户或小企业往大企业过渡，每项专利所需的科研资金越来越大，而从专利的续期和引用比例来看，整体的专利的质量在逐步提高。
那么，什么因素能促进人们从事自雇行业和开办企业呢。霍茨依金（D. Holtz-Eakin）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资金是最重要；年轻人自己的资金，比不上父母的资金重要，而父母的创业经验更重要。也就是说，大规模的统计表明，如果有创业经验的父母，能向儿女提供资金，那么儿女创业的几率是最显著的。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高额的遗产税会抑制创业。
另外一项研究则表明，进入自雇行业或自我创业的人，往往都是在支薪工作岗位中表现不如人意、收入偏低的人。这些人同时往往具有较强的内在控制力，做事以内心准则为指导，不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这种人一旦开始创业，就能从自身的事业中享受到格外的乐趣和满足，这种满足据统计平均能抵得上20％的货币收入。其中的含义是：企业家自己往往是乐在其中。
我自己的观点，是拒绝断言自雇和创业必定是好事。不少城市的出租车牌都是公开拍卖的，而车主往往另外请司机驾驶。要鼓励这些车主自己开车，从而变成自雇人士并不困难——实行最低工资制就可以了。但这是馊主意，因为车主本来在别的行业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刻意地鼓励自雇和自我创业，未必是可取的。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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