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药物管制说起
喜剧可以让人发笑，但如果声称喜剧可以治疗抑郁，那就是违法的，因为抑郁是“病”；眼镜就可以校正近视，但没有医生处方就卖眼镜是非法的，因为近视是“病”；吃素可以减肥，但卖菜的人如果声称菜可以减肥，那就是违法的，因为肥胖也是“病”。这是说，一切与药商的产品竞争的治疗途径，都被药商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扼杀了。
从美国药物管制说起
薛兆丰
2005年4月2日《互联网周刊》
美国的医疗费用奇高，为了防患未然，美国人得长期支付高额的医疗保险。与此相关，美国的药物也是价格不菲，整个药物供应，也是由一些药商联盟，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密不透风地保护着的。垄断之下，衍生怪事。
怪事就是，药商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扩大“病”的内涵。他们想方设法，要把尽量多的体徵说成是一种“病”。哮喘、糖尿、中风当然是病，抑郁、失眠、肥胖、近视、老花也都在药商的努力下，被写进法律，成了正式的“病”。
一旦某种体徵成了“病”，药商的地盘就拓宽一幅，财路就增加一条。道理是这样的：既然一种体徵被法律认定是“病”，那么根据法律，就只能用“药”才能治疗。而药，是只有药商才准提供的。不是药商提供的东西不是“药”，既然不是“药”，就不准声称它能治“病”。
喜剧可以让人发笑，但如果声称喜剧可以治疗抑郁，那就是违法的，因为抑郁是“病”；眼镜就可以校正近视，但没有医生处方就卖眼镜是非法的，因为近视是“病”；吃素可以减肥，但卖菜的人如果声称菜可以减肥，那就是违法的，因为肥胖也是“病”。这是说，一切与药商的产品竞争的治疗途径，都被药商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扼杀了。
人是需要权衡和折中的。不是说经过药物管理局批准上市的药不好，但它们不仅贵（审批过程经年累月，且每种药审批涉及的经费平均以百万美元计算），而且未必比其他自然调理方式更有效。既然如此，合理的政策，就是让每个人保有选择和冒险的自由。如果个人被剥夺了这种斟酌的权利，那么他们的健康、快乐和生命，就等于盲目交给了别人。
回头看中国。中国的药物价格高涨，是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真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药品的供应上不去。而药品供应上不去，是因为药商的发牌制度过严。而发牌制度之所以过严，一方面是人们高估了权威对药物的评审，另一方面是其中的垄断利润在作祟。
正如许多经济问题一样，人们虽然正确地看到了“是什么”，但由于错误理解了“为什么”，于是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怎么办”来。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药品价格高”这一事实，而大部分人却错误地认为，药品价格之所以高，是由于药品销售的中间环节太多。他们进而认为，解决之道就是通过行政指令减少中间层。
事实上，是“药品价格高”导致了“销售环节臃肿”，而不相反，不是“销售环节臃肿”或“政府定价太高”导致了“药品价格高”。是过严的药品发牌制度限制了药品供给的渠道，导致了药品的需求大于供给，从而导致药品供应者的丰厚的垄断利润，从而衍生了臃肿的销售环节。这销售环节不是别的，正是为了攫取垄断利润而衍生的“寻租组织”。
正确认识了原因，就不难找到解决办法——放宽药商发牌制度。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发牌制度改成登记制度，让符合资格（包括硬件、软件、以及医疗诉讼保险）的厂商进入市场，让厂商在竞争中建立品牌，在竞争中把药品价格压下来。
当然有人会担心：药品行业人命关天，能让市场完成任务吗？我的回答是：餐馆也是人命关天的行业，但谁可以否认市场中的餐馆比计划经济下的更好呢。设想一下，一旦出现药商林立的局面，感到无所适从的首先是药商，是他们得主动想方设法取信于民。届时，连药品鉴定机构都可能出现好几个，那不可能是坏事。
最近卫生部官员认为国内药价过高，这是事实。但真正的原因，不是政府定价过高，而是药商的经营牌照发放过少。一旦增加发牌，药商数目增加，药价就会降下来；若不增加发牌，其他价格管制措施是于事无补的。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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