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货币主义
货币主义的创始人M.弗里德曼教授对症下药，建议在宪法中载明国家每年增发货币的数量固定在一个常数上不变，通过至高无上的宪法来规范货币的发行量，从而根本剥夺中央银行管理货币的权利。
重温货币主义
薛兆丰
证券时报·财经周刊，1998.8.22
人类远未揭开货币现象的神秘面纱，正如关于“欧元”的命运，舆论的意见就莫衷一是。不过，预计下个月，欧洲中央银行就要宣布控制欧元发行量的定量指标，这个消息燃起了货币主义者的一丝希望，他们相信，假如欧元的发行采纳了他们关于“单一规则纸币”的建议，欧元成功的机会将大增。
货币系统是社会的神经中枢。列宁说过，摧毁一个社会最简捷的方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没错，只需一台全速运转的印钞机，或者是一纸大幅加息的指令，就能不声不响地将社会推向恶性通货膨胀或是严冬般的大萧条中去，进而捣毁这个社会。
历史上很多“人祸”都是出自中央银行对货币流通量错误的调节。因此，学者和官僚一直孜孜不倦检讨中央银行的决策依据和行动方式，力求增进中央银行的“远见”和“智慧”，使中央银行能够准确地调节社会的货币流通量，使之与经济发展同步，从而不致歪曲市场价格所传达的信息，让人们得以合理地利用资源。
不过，虽然权力容易集中，但知识却难以集中。假如凭借极其有限的知识来行使高度集中的权力，即使是圣人，也难免对公众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与其将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不当的责任归咎于少数几个其知识总是有限的中央银行官员，毋宁将责任归咎于这个将重大的权力交给个别人酌情处理的中央银行制度。
于是，货币主义的创始人M.弗里德曼教授对症下药，建议在宪法中载明国家每年增发货币的数量固定在一个常数上不变，通过至高无上的宪法来规范货币的发行量，从而根本剥夺中央银行管理货币的权利。
他解释说，“通货膨胀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通货膨胀变化率”。即使一个国家每年的通货膨胀率都高达100%，只要这个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那么就没有谁会遭受损害，所有的人都会自动修改长期合同，这样的社会跟零通胀的社会同样稳定。
相反，中央银行如果相机调整通货膨胀率，去年35%，今年5%，明年45%，时冷时热，矫枉过正，变幻无常，无从猜度，那才会造成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所以，随便将“通货膨胀率”定为多少都行，关键是将这个常数写到宪法里，大家都知道，而且谁也不能改动，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货币主义者关于“单一规则纸币”的建议。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仅仅把货币发行量当作众多考察指标中的一个。只有德国的联邦银行正式将货币的发行量作为唯一盯死的目标，其做法与“单一规则纸币”的精神最接近，正是因为这样，德国马克赢得了极高的反通货膨胀的信誉。
不过，要让政府官员放弃货币的管理权利，希望实在渺茫，所以即使是货币主义者，也只能期待某种重大的危机或变革，才有机会推行“单一规则纸币”。而眼前这个“从无到有”的欧元体系，正是一张可写最美好画图的白纸。作为一个新建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必须采用某种数量指标以便建立欧元的信誉。40年来，“单一规则纸币”的主张在学者和官员们的脑海中逐渐生根，问题只是欧洲中央银行最终公布的方案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体现这个主张的精髓。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给作者留言（不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