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星现象看收入不均
在“赢者通吃”的艺术市场上，如果你非要追求艺术家的“收入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某些听众或观众接受次等艺术；同样，在“赢者通吃”的软件市场上，如果你非要强求软件商的“收入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部分用户使用次等的软件。热心追求“收入均等”的人本来古道热肠，但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
从明星现象看收入不均
薛兆丰
《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12月17日
打开电视，一位清华大学的院长在演讲，正讲到中国的贫富分化如何严重，讲到那个基尼系数是0.3呢，还是0.28之类。我对身边的朋友说，如果是我，就会索性在小数点后多加四、五位——横竖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数据，为什么不弄得煞有介事一点呢。
我在这个专栏曾经介绍过，目前衡量贫富分化的统计方法，有结构性的缺陷，以致极度夸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但毫无疑问，即使矫正了这个缺陷，无论怎么统计，贫富分化也还是存在的。我的观点是，仅仅看贫富分化的数据没有意义，因为不仅无从断定这算不算“分化得太厉害”，而且也无从断定造成贫富分化的起因对社会是好是坏。
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有很多。贪污腐化是原因之一，那是坏的。当然应该肃清贪污腐化，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先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它们造成的收入差距，有时比贪污腐化造成的要严重得多，而这些因素有时对社会是有利的。
就拿演员的收入差距来说。中国的李云迪，获得本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随后他就和德国DG公司签约，最近已经开始接拍电视广告了。好几个朋友都认为，他匆忙答应做广告，未必明智。他是自己形象的垄断者，垄断者是要限制产量，才能取得利润最大化的。先吊起来，恐怕能卖个更好的价钱。但这是题外话，不管怎样经营，他将来的收入肯定无可限量。
问题是，李云迪的技艺未必比第二、第三名高出许多。第二天再比试一次，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通常的情况是，世界顶尖乐手和其他较次乐手的差别，往往要听很久很久，才能听出那么一点点差别。但第二、第三名的未来收入，就恐怕无法和第一名的相提并论了。
外国的情况也如是。在欧美音乐大赛得冠军的，可以出唱片、开音乐会、做大明星；拿不到头奖的，如果碰巧是中国人，恐怕还可以回国光宗耀祖一番；但如果本身就是欧美人士，因为社会对这些音乐人才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就只能去教书，或者等有钱人开私人宴会时作助兴表演，其收入远远低于头奖得主。
体育表演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世界冠军和世界季军的水平，往往只有毫厘之差，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就截然不同了。电脑软件竟然也如此。很多技术员声称，当年IBM的OS/2，在技术上其实与微软的Windows不相上下，但微软一旦赢得市场，就赢尽市场，现在OS/2的市场份额是可以忽略不提的。
这些不同领域的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竞争者之间的水平差异很小，收入差距却非常大，赢者几乎通吃了全部收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不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有识之士们”是不是应该起来努力缩窄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赢者通吃”现象的根源，在于竞争者们提供的服务是“共用品”。所谓“共用品”，就是可以让许多人共同享受，而不会互相排斥的“物品”（包括服务）。凡是提供“共用品”的行业，其内部的收入分配，就往往会出现严重不均。
想想200年前的情形。那时候，每个村庄、部落或地区，恐怕都有各自的歌手、乐手、名角和运动健将。因为信息不通，他们得以“雄霸一方”。但在今天，音像技术已经完全打破了地域隔阂，人们只要花同样的价格，就能欣赏古往今来最出类拔萃的表演。不是说其他艺术家和运动员不好，但既然可以听最好的、看最好的，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呢？
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常听的都是著名版本，听来听去就是那么几个。弹巴赫的是古尔德（Glenn Gould），弹贝多芬的是萧勤（Rudolf Serkin），弹肖邦的是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拉小提琴的是海菲兹（Jascha Heifetz），唱男高音的是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你就算不同意，一般也只会在另外十来个名家中选出你的至爱。
既然音乐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共用品”，那么“赢者通吃”现象就自然越来越严重，而这个行业内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也在所难免了。我们认识到，这种收入差距是自由竞争的自然结果。正是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可见“收入均等”在这里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在“赢者通吃”的艺术市场上，如果你非要追求艺术家的“收入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某些听众或观众接受次等艺术；同样，在“赢者通吃”的软件市场上，如果你非要强求软件商的“收入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部分用户使用次等的软件。热心追求“收入均等”的人本来古道热肠，但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
关于“平等”的争论由来已久，纠缠不清，幸好经济学贡献了一把柳叶刀。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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