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农为何跳海
是的，世贸本来不需要谈判。把贸易官员推向谈判桌的，是各国内部活跃的利益团体。是他们在千方百计地阻止其国家开放，阻止其行业开放。而各国政府官员对其他国家作出的所谓“贸易让步”，实际上是其国内利益团体承受的“让步”，所以也就是其国内广大消费者取得的“进步”。世界银行的报告说“自由贸易”带来好处不够多，我认为那恰是因为各国代表在谈判桌上所作的“让步”不够大的缘故。
韩农为何跳海？
薛兆丰
2005年12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世贸部长会议上周在香港举行，数以千计的抗议者从各地飞到，夜以继日地游行示威，其中韩国农民最令人瞩目。他们软硬兼施，白天先来个“三步一叩”博取同情，再以“赤膊跳海”来鼓动高潮；晚上则冲铁马、掷鸡蛋、抢警棍、烧棺材，造就香港四十年来“最长一夜”。人们不禁要问：韩农究竟有什么冤情？他们要争取什么？
他们的冤情，就是因政府停止农产品补贴而断了财路，因农产品增加进口而翻了饭碗。韩农面临的危机，不是不能种地，不是不能卖粮，而是不能继续接受政府补贴，不能继续妨碍其同胞购买外国产品。他们要争取的目标，就是向国际社会陈情，向本国政府施压，要求维持农产品贸易壁垒，以便他们继续占其同胞的便宜。
我们知道，社会进步，生活改善，离不开两个根源，一是“分工生产”，二是“自由交易”。没有“分工生产”，人类的消费品就只能停留在“取自自然”的阶段，与野生动物无异；而没有“自由交易”，每个人一生的幸福就只会剩下一个零头。
朋友，不要说一枝铅笔简单，懂得如何开采石墨的人万中无一；也不要说泡制一杯卡布奇诺咖啡易如反掌，懂得如何饲养奶牛的人万中无一；更重要的是，在口口声声反对世贸的那些人当中，能真正拒绝享受“分工生产”成果的人，更是万万中无一。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
谈过恋爱的朋友都知道，男女双方只要“以有易无”，实践“你快乐我更快乐”的原则，便可以在顷刻间产生极乐。世界无须增加一根毫发。这极乐是“自由交易”带来的。设想一下，假如有那么几个学生，为了增加自己的机会，发起一场“禁止本校女生与外校男生约会”的校园运动，那它一定遭到讥笑，一定无疾而终。
但这跟那群韩国农民在香港的举动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韩农们不正是在推动一场“反对韩国同胞与国外农民交易”的国际运动吗？人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胡涂、变得同情、甚至变得赞成韩农的诉求，原因之一是听信了不少关于国际贸易的胡说。
这些胡说，最常见的就是把“行业利益”说成是“国家利益”；把国外的廉价商品说成是“恶意倾销”，把同胞与外商的买卖说成是“不公平竞争”。当每个国家都出现这些利益团体，反反复复地鼓吹这些胡说时，国际上便汇成了此起彼伏的喧哗，织成了接二连三的闹剧。
这是说，每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团体，都通过向政府游说和施压，获得了行政上的保护，从而保有着巨大的利益；而这些国家的广大消费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广大消费者本来就不需要政府官员去参加什么世贸谈判，搞什么讨价还价。只要单方面解除贸易壁垒，消费者就能立即享受来自“分工生产”和“自由交易”带来的巨大利益。
是的，世贸本来不需要谈判。把贸易官员推向谈判桌的，是各国内部活跃的利益团体。是他们在千方百计地阻止其国家开放，阻止其行业开放。而各国政府官员对其他国家作出的所谓“贸易让步”，实际上是其国内利益团体承受的“让步”，所以也就是其国内广大消费者取得的“进步”。世界银行的报告说“自由贸易”带来好处不够多，我认为那恰是因为各国代表在谈判桌上所作的“让步”不够大的缘故。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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