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的胡说

中国加入WTO后，受损害的企业会发出警告：“中国还很弱，打不过外国的强者，所以要保护中国。”这时，我们心里应该明白，那是一种伪装的说法——受过训练的耳朵听到的应该是“我这个企业还很弱，打不过那几家外国先进企业，所以全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来保护我这个企业。”

国际贸易中的胡说

薛兆丰
2001年4月9日

中国加入WTO最棘手的困难，是政府必须与打着“民族工业”旗号的既得利益团体周旋，拒绝他们寻求行政保护的请求。而比较轻松的工作，则是加强对自由贸易的宣传教育，澄清一些根深蒂固的谬误，从而扫除思想和舆论上不必要的障碍。

我们先从“逆差”和“顺差”说起吧。“逆差”就是商品输入超过输出的贸易差额，即别国多卖了商品给我们，外国人赚了我们的外汇；而“顺差”则相反，表示输出超过输入。

无论是新闻报道、政经评论、教授讲课还是政客谈话，都似乎默认“顺差”是有利的，而“逆差”则是令人担忧的；也就是说，得到商品是不好的，赚到钱才是好的。其实，这种看法荒诞极了。

所有交易，只要能成交，就表明当事人认为“换取的东西”比“付出的东西”更有价值。这是交易的本质，也是交易能“同时”提高交易“双方”幸福的原因。所以，如果您以后再听到有人慨叹“微软在中国拿走了一个亿的钞票”，那么您就不妨同时欢呼“中国享受了微软一个亿的数据服务”。

相反的情况也有。只要有人为“外国人挖走了中国宝贵的矿产资源”而沮丧，您就可以为“中国人可以大吃麦当劳”而高兴。如果有人进一步说“矿产比麦当劳重要”，那我们就要反问：“您比别人更了解应该吃什么吗？”

我们面对的是“多边贸易”而不是“双边贸易”。阿拉伯人付钱给美国人，购买飞机、电影和钻井技术；美国人付钱给日本人，购买电视机和汽车；日本人付钱给阿拉伯人，购买石油。这是分工合作的必然结果，每个国家都会对个别的国家出现顺差或逆差，但总的收支必定是平衡的。

这跟个人的情况一样：出租车司机总是到油站买汽油，他只是“进口”汽油，从不向油站“出口”什么商品，所以他对油站始终存在庞大的贸易“逆差”；但是，为此担心根本是杞人忧天，因为在另一个场合，司机也只是向乘客提供服务，而不会向乘客购买商品，所以司机对乘客也始终存在贸易“顺差”。“逆差”和“顺差”相抵，收支总是平衡的。

退一万步，如果一个国家总是逆差，即“进口”总是超过“出口”，那岂不妙哉？相反，如果总是顺差，那岂不笨蛋？但那都是不可能的。真实的情况是，一个国家跟某甲的逆差，会被跟某乙的顺差所抵消，最终达到收支平衡。所以，美国的谈判代表连年抗议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就跟司机抱怨对油站的贸易逆差一样，并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政治目的则另当别论。

另外一类国际贸易胡说，来自“外贸收支结余表”。这张表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外贸情况。您将来肯定可以读到一些郑重其事的报道，说由于外贸收支结余出现了“赤字”或“盈余”，对社稷安危会有什么影响，云云。这种弥漫在财经刊物中的怪论，只需要三个段落就能戳穿，只是这三段稍稍复杂一点而已：

“外贸收支结余表”分成上下两部分，表的上半部分叫“经常账户”，它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的、且离开国境”的商品或货币，它的右边记录“向外国人买来的、且进入国境”的商品或货币。表的下半部分叫做“资本账户”，它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的、但不离开国境”的商品或货币，它的右边记录“向外国人买来的、但不进入国境”的商品或货币。整张表于是分成了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部分。

跟外国人每做一笔交易，就要在表上作两处记录。例如，中国人买了一辆美国汽车，并把它运进了中国国内，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在表的右上方记一笔；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把货币付给了美国人，而这笔钱仍然存在中国国内，所以就应该在表的左下方记一笔。右上方的一笔，跟左下方的一笔，数额是完全相等的。“外贸收支结余表”的编制，就是这么简单。

莫名其妙的抱怨却由此而起。人们惊呼“经常账户”（表的上半部分）出现了赤字！确实，“经常账户”出现了赤字，因为进口（汽车）超过了出口。但值得大惊小怪吗？只要“经常账户”出现赤字，那么“资本账户”（表的下半部分）就必定出现盈余，因为“外国人取得的、但仍留在中国”的资金必然增加了。

无论如何，整张“外贸收支结余表”必定是左右平衡的。阿尔钦（Armen Alchian）说得好：只要以后有人悲叹其中的“经常账户”出现了赤字，我们就可以庆祝其中的“资本账户”出现了盈余。反之亦然。

国家不是个人，也不是单个企业。如果一个外国的先进企业，打垮了国内的一个生产成本较高的落后企业，那么这对整个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的消费者买到了更便宜的商品，由此节省出来的资金和资源，可以抽调到别的生产上。“全社会的收益”必定超过“原来受保护企业的损失”。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息事宁人，把社会增加的收益，分出一部分来补偿失去保护的企业而已。

中国加入WTO后，受损害的企业会发出警告：“中国还很弱，打不过外国的强者，所以要保护中国。”这时，我们心里应该明白，那是一种伪装的说法——受过训练的耳朵听到的应该是“我这个企业还很弱，打不过那几家外国先进企业，所以全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来保护我这个企业。”

注：本文部分内容经授权改编自阿尔钦（Armen Alchian）《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