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角度反思聚源惨剧
聚源的惨剧，不仅是某承建商的问题，不仅是某地方领导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角度反思。所谓制度，不是“有关部门早有规定并三令五申”之流的制度，而是深入思考整个教育事业通过何种机制、交给哪种性质的机构来推行的问题。
要从制度角度反思聚源惨剧
薛兆丰
2008年5月29日
我在5月18日就大量学校倒塌现象写道（详见这里）：
具体而言，可能是（1）教育拨款不到位，如说要建设三星级的学校，却只划拨了建设二星级学校的款项；或（2）对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作上限管制，如本来市场上能赚20%利润的，如果是盖学校或医院就被限定只能赚5%。当（1）和（2）两种做法成为政策惯例时，当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公益性”理念成为社会的时尚时，隐患就是全国性的。
中国从2000年起，发起“普九全民运动”，在资金跟不上的情况下，大搞冒进的政绩工程，这有力地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解释了地震灾区学校尤遭重创的现象。
刚刚读到《南方周末》5月29日报道《聚源中学倒塌悲剧调查》，其中披露的情况印证了我的推断（详见这里）：
都江堰市教育局规划科规划，建一座三层、共12个教室的教学楼，每间60平方米。…… 当时，乡政府只有这一万多元教学经费，“教学楼的建筑成本被压缩到极低，建筑商还要在这么低的价格里赚笔钱，所以质量就可想而知。”
聚源中学还倒塌了一栋建于1996年的四层教学楼。据林明富回忆，这是聚源中学为迎接“普九”达标而建的。
所谓“普九”，就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达标工程，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有标准的教学楼。林明富回忆：“普九，上面有这个要求，镇领导就得作承诺。”按“普九”要求，聚源中学需再建一幢教学楼。聚源镇政府尽管财力不足，也得硬上。
这种向建筑商、信用社等欠债搞“普九”，低价建校舍的情况，在国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均不鲜见。四川省从1992年到1996年完成“普九”，但都江堰一直到去年底的政府工作报告，还在强调化解“普九”债务的问题。四川省一直到2005年底，尚有“普九”债务81亿元，至2007年底，还有约40亿“普九”债务。
这似乎是普遍现象，“普九”阶段，不少工程资金拖欠额度在工程总量的50%以上。有的地方学校到现在都没有全部兑现完工程尾款。因为资金严重短缺，建筑商只好向原材料供应商“赊”原料，“能够‘赊’到就是莫大的面子，无法保证建筑原材料质量”。另一个专揽学校工程的建筑商说。“这实际上是最低水平的运转——只要能把学生装进一个房子就行。”成都市教育局普教处处长何荣评介。他介绍，当时乡镇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往往没有严格的标准，有时连建设图纸也不完备，招个工程队就建了”。
完成“普九”后，成都市教育局也意识到“普九”时期的建设可能存在隐患，在1997年又搞了一次包括都江堰在内的“普九巩固提高”活动。但乡镇教育资金匮乏的状况一日未变，就一日难奏效。
2002年后，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主体设立后，教学楼建设的资金才有较好保障。何荣分析，正因为这样，在这次地震中，震区在2002年后建设的学校倒塌较少。以都江堰为例，都江堰新建小学在地震中倒塌的教学楼建于1993年，1994年投入使用，恰好是在“普九”时期；并且，新建小学长期是残疾人特殊教育与低收入者子女的城区边缘校，当时争取建设资金的困难可想而知。
向峨中学倒塌的教学楼也建于“普九”时期。当地村民反映，1995年因工程质量不合格被停建，1996年董家祥任乡党委书记后，为完成“普九”任务，重新开建，村上不少人还被要求捐了钱。
何荣介绍，四川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中小学在使用“普九”时期匆忙建设的校舍，国内其他不发达省份在“普九”时期建的村镇校舍也有相似隐患。他建议，“国家应对‘普九’时期建在地震带上的教学楼作一次全国范围的普查和维修”。
聚源的惨剧，并不仅仅是某个承建商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个地方领导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角度反思聚源惨剧。所谓制度，不是“有关部门早有规定并三令五申”之流的制度，而是深入思考整个教育事业通过何种机制、交给哪种性质的机构来推行的问题（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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