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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的困难

Posted on Thursday, October 4, 2012 at 5:14 pm

人类社会需要慈善,也一定存在慈善,而慈善要提高效率,比商业还要困难。解决之道,就是让捐助者和行善者以自愿的民间方式结合,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来提高行善的效率,达到以有限资源最大程度地扶贫除弱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34)

行善的困难

薛兆丰
2012年10月1日

最近到贵州出差,沿途所见的景象,让我感觉当地的经济状况与江南一带有差距。想到援助与脱贫的话题,住进酒店后,便上网买了本名著,用阅读器翻看了整晚。这是纽约大学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教授所著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该书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金融时报》评为“2006年最佳图书”,而作者曾经在以国际扶贫为己任的世界银行工作过16年,他提供的数据有说服力。

作者写道:

“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达2.3万亿美元,却未能给每个儿童12美分让死于疟疾的全部人数减半,未能给产妇3美元让500万儿童免于夭折,未能给贫穷家庭3美元以购买蚊帐……然而,就在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能设法把900万册《哈利·波特》送到读者手里,书店即使出现缺货也能迅速补上,而整个过程无须政府的干预,也并没有什么关于《哈利·波特》的马歇尔援助计划!……国际社会一方面演化出高度有效的系统,来为富人们的娱乐服务,另一方面却无法给濒临死亡的儿童12美分,这种对比令人痛心。”

为什么?浅白的答案是,欧美有高效的物流系统。深一层,是因为欧美搞市场经济,是逐利和竞争,逐步促成了高效的物流系统。再深一层,是非洲尚未具备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说到底,是非洲多国的历史传承、政府政策、公民意识、社会传统以及知识分子的歧见,深刻地妨碍了他们建立市场经济。令人唏嘘的是,总是有些人群,像受到了诅咒,无法摆脱苦难的生活。

读者朋友会问:为什么非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可?难道救济不是一种帮助?难道救济也要讲求经济效率?既然讲求经济效率,那还算什么救济?让我逐层解释。

首先,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慈善。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过两部名著,一是1761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二是15年后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许多人以为,斯密有两套互相对立的主张,即他既主张搞市场经济,又主张商人讲道德。说这些话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斯密在说什么。事实上,《道德情操论》不是道德教条,而是斯密对人情冷暖的深入观察。

斯密认为,人虽然自私,但都具有同情心。然而,斯密也指出,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际关系亲疏远近变化的——离自己越远的人,能唤起的同情心也越弱。斯密说,要是一名英国绅士,听说远在中国的某地发生了一场地震,上百万人伤亡,那这位绅士也只会感慨一下世事的变幻无常、生命的脆弱无助,接着就会继续忙自己眼下的事情了。就如今天的网友,转发两条带“关注”字眼的微博,就继续忙自己的事情一样。

问题是,人们无时无刻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哪怕是我们手头的一支铅笔,也是经过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没有他们,我们穷毕生的努力,也不可能造出一支铅笔来。既然人们需要互相依赖,但每个人的爱心又只能波及极其有限的范围,那么就只能靠市场的力量,才能抵消仁慈和爱心的脆弱和偏颇,才能使那些不被注意的、不受欢迎的、未被热爱的人的需求得到满足。

因此,每当我们看到那些在贫困中生活的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不是我们自己极其有限的爱心能帮助他们多少,而是他们是靠什么活到今天。毫无疑问,他们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基本上还是靠市场,即那些为了牟利而向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个人和企业;而他们即使接受了我们短暂而有限的捐助,他们也得继续依靠市场活下去。

当然,这并非要完全排斥慈善。正如斯密所说,人皆有同情心,而行善能满足同情心。尽管力量有限,但世上总有人行善。问题是,行善要不要讲效率?而如果要讲效率的话,为什么行善的效率往往不如商业?

行善当然要讲效果。以有限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最大程度地满足行善者的同情心,就是效率的标准。漫无目的地派钱,是疯子所为;行善的人,往往是有的放矢地捐助、一丝不苟地策划、客观审慎地评估的。为了满足同情心,就需要落实一些具体的指标,例如将多少药物交到多少病人手里,帮助多少穷人脱贫致富,帮助多少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等等,而这些就是行善的效率指标。

既然如此,为什么行善的效率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如伊斯特利教授所描述的那样触目惊心?我认为原因至少有四。

其一,是行善往往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在商业世界里,做对了的决策,就得到奖励;做错了的决策,就自然引来惩罚。这种负反馈机制非常灵敏,以致人们会迅速地往符合目标和减少浪费的方向靠拢,结果就是效率的提高。行善则往往只注重付出,不仅不在乎反应,而且往往没办法得到反应——接受捐助的人只能报以赞许,而不能以钞票准确地为行善人所作所为作评估。在这种很弱、乃至缺失的反馈机制下,行善就往往达不到行善者期望的目标。

其二,行善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捐资者未必是行善者,前者是委托人,后者是代理人,而代理人未必依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上期专栏提到,这是捐资者亲自“花自己的钱替别人做事”,与代理人“花别人的钱替别人做事”之间的效率区别了。伊斯特利教授曾经服务过16年的世界银行,就属于后者这种代理人。据伊斯特利教授介绍,世界银行里每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迫切地要把资金和资源用掉,以便保证该部门次年的预算得到保证,他们因此很少真正关注资金和资源带来的真实效率。

其三,是当地政府的管治。许多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并非缺乏启动资金来摆脱“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而是其政府管治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把国际救援送到这些本身就是贫困的始作俑者的政府手里,那就无异于“肉包子打狗”。不解决政府的治理结构,而只是向其注资,那么在浪费了巨额捐助的同时,也丧失了挽救生命和减少痛苦的机会,那就无异于谋财害命。

其四,是永久的和官办的慈善体系会自动地制造贫困。人是会对政策和制度做自适应的。只要慈善体系对穷人给予无条件的捐助,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变成接受捐助的穷人。对此,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在其1835年出版的《济贫报告(Memoir on Pauperism)》中睿智地写道:“我深信任何永久的、例行公事的、旨在满足穷人需要的行政体系,都会滋长更多它本身所不能缓解的不幸,诱导它本要帮助和安抚的人们变得堕落,而随着时间的推延,最终将富人沦为穷人的佃农……现代文明的进步运动将渐渐让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慈善而生存。”

人类社会需要慈善,也一定存在慈善,而慈善要提高效率,比商业还要困难。解决之道,就是让捐助者和行善者以自愿的民间方式结合,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来提高行善的效率,达到以有限资源最大程度地扶贫除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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