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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与宪政选择

Posted on Saturday, February 4, 2012 at 12:48 pm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也经常推出各种暂时讨好民心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有看得见的好处,如政绩、安抚、和谐和缓冲;但也有看不见的代价,那就是增长的税收或国债,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网以及逐渐被侵蚀的自由。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26)

欧债危机与宪政选择

薛兆丰
2012年2月6日

欧洲多国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令全面运行仅仅10年的欧元体系面临挑战。有朋友慨叹道:“资本主义怎么了?市场经济失灵了,经济学恐怕要改写。”我的看法正相反:经济学恰恰得到了验证,市场规律恰恰显灵了,而西方国家有不少经济政策,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

据说弗里德曼(M. Friedman)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经济学家只有好坏之分,而没有什么凯恩斯学派芝加哥学派、或奥地利学派之分。那究竟怎样才是好的、怎样才是坏的呢?弗里德曼认为,不相信世界上有免费午餐的,就是好经济学者。事实上,在几何曲线和数学方程重重混战的背后,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有时也就真是简单到“相信免费午餐与否”而已。

举一个例子。本专栏的前一期文章“宏观调控忽视微观基础”解释过,“失业”本来是劳动力搜索更高价值岗位的过程,但为了暂时掩盖事实,政府往往会采用所谓“货币政策”,通过超发货币来拔高当前的就业率;另一方面,“衰退”本来可能是生产要素配置错误而导致的结果,但为了拖延纠正错误的痛苦,政府也往往会采用所谓“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本来不可能维持的生产和消费。

在西方民选社会,政客之所以热衷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以回避或拖延真正的“岗位搜索”和“资源重配”过程,根本原因是这些政策能博取选民的欢心。当每一届政客都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国家积累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就会越来越高。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所有这些权宜之计,都迟早要有人来承担代价。

然而,西方曾经有过大批经济学者,构建各种宏观经济模型,为“制造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刺激经济挽救衰退”等观念大声辩护。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些观念达到全盛阶段,乃至当时还产生了“国家的债务究竟是不是负担(Is the national debt a burden?)”的争论。西方各国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与这些观念的流行是密不可分的。

顶着舆论的风向,经济学者布坎南(J. Buchanan)和瓦格纳(R. Wagner),在1977年出版的《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Democracy in Deficit)中指出:由于人力和资本的重新配置,会造成社会的阵痛和伤害,政客为了争取选票,倾向于选择避重就轻的经济政策。两位作者认为,政客们歪曲价格信号,回避实质变革,通过政府举债来笼络人心,从而使国家债务积重难返,形成现代社会中“民主诱发赤字”的经济规律。这一经济规律,在四十多年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得到了验证。

十多年前,许多经济学者不看好欧元的前景。他们的理由是:在欧元系统启动前,欧盟各国政府可以左右开弓,同时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付经济周期;但欧元启动后,“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管,欧盟各国政府的武功便被废了一半。这时,欧盟各国只能靠增加税收或增发国债度日,这便激化了财政赤字的隐患。现在,既然民主体制不能动,政客又必然要讨好选民,而国债又已是天文数字,那么对某些国家而言,除了离开欧盟并重新启动印钞机外,恐怕很难找到别的出路。

经济学揭示的是市场运行的规律。我们知道价格管制会造成资源耗散;我们知道罢工会扭曲劳动力的定价和岗位的配置,结果迫使企业家选择外包策略,从而提升了本地失业率;我们知道福利和补贴政策惩罚了生产者、鼓励了懒惰者并限制了外来的移民,从长远来说会削弱一国的可持续的生产力。古今中外,哪里长期奉行这些政策,哪里的经济就会步入困境。

要明确的是,欧美所奉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尽管叫做“资本主义”,但已经融入了大量“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因素。所以,不管是论功行赏,还是兴师问罪,都不应该笼统地使用“资本主义”做标签,而应该具体分析,究竟是哪套制度、哪个安排、哪项政策、在哪些范围,导致了哪些后果。以我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自由,但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削弱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程度。

自由和民主,不仅有区别,而且往往有冲突。简单地说,“自由”就是个人的人身、言论、劳动和产业得到法治保护,他们有权与他人缔结契约和进行贸易;而“民主”则是按多数原则,集体商议如何行使国家暴力,来干预人与人之间本来可以缔结的契约、本来可以进行的贸易以及本来可以保有的产业。

在普选制度下,政客热情兜售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管制、贸易保护、移民劳动资格限制、以罢工为后盾的集体议价、提供廉价住房、增加贫困补贴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因此,一套成功的民主机制,不在于它如何能低成本地让成千上万的选民投出结果,而在于它如何能在事前严格限定投票和政府的行事范围。

中国没有实施西方标准的民主,但也面临相似的挑战。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也经常推出各种暂时讨好民心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管制、收入补贴、产业倾斜、贸易保护、户籍歧视、廉价住房等等。这些政策有看得见的好处,比如政绩、安抚、和谐和缓冲;但也有看不见的代价,那就是增长的税收或国债,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网以及逐渐被侵蚀的自由。

欧债危机摆在那里,后果严重,根源是政客不得不讨好选民;经济规律也摆在那里,只要奉行错误的经济政策,就必定有人要为午餐付账;但眼前的制度选项并不清晰——我们只知道自由和民主并不重合,但我们仍需探索如何建立宪政(即恰如其分地限制政府的职能范围),才能让自由得到保护,让市场得到发展,并让意见得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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